在舆论场激辩了一周后，“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议题得到了回声——

　　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二审稿将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情形的规定，改为满足一定条件可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具体说是这样的，现行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初审稿将对上述行为的处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惩罚收买者，这是打拐的正确方向：“从轻处罚”，也遵循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针对由市民阶层设置的人贩子该不该死刑的议题，法条能给出的回应也就是如此，哪怕是“从轻”二字，在刑法里出现，也不是小事儿了。不敢说这种修改之前没有动议，但这一周的全民激辩肯定有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坦率说，“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话题，只是市民话题，并不值得严肃的法理讨论，上周争论中鲜见法学界人士长篇大论，就是这个原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法学界就有针对强奸案量刑的争论，因为强奸动辄重刑，反而诱人杀机，结果把受害者置于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今天对人贩子的量刑也是同理。在强奸案司法实践中已经矫正过的问题，肯定不会再出现在拐卖儿童的量刑上。只不过，在争论中，人们很快就发现，简单的法理解释，并不能回应“人贩子一律死刑”内含的丰富表达内容，也没有考虑到这种朋友圈示威的溢出效应。

　　朋友圈的“人贩子一律死刑”，与其说是在表达观点，倒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示威姿态；与其说是想修改某一法条，还不如说是想刺激社会机制运转起来。在参与公共决策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以矫枉过正的逻辑、刺人眼目的观点将某一问题，尤其是那些社会治理痼疾变为公用议题，几乎是解决该问题成本最低的方法。这个过程未必需要经人策划，参与者也大多是下意识的，只是方法的便捷、低成本天然适合急切的情感表达。

　　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民声，和其他渠道有限的民意表达比起来，这种表达更纯粹也更有信息量。它当然会遇到质疑、辩驳，就像过去一周在舆论场上的遭遇一样，但它并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展现出无可置疑的“正确”和“理性”。至于分析、消化这种表达的内容，并导出公共政策的合理方向，则应该是决策者和治理者的任务。从朋友圈的“人贩子一律死刑”，到“收买被拐儿童拟追刑责”的刑法修正案，正展现了这种民意表达被吸纳的过程。

　　由刑法修正草案的出现，回看一周的争论，或可给出关于公共讨论的另一个观察角度。对于那些大面积传播的所谓“不理性观点”，简单反驳可能反而是最反智的，至少是粗暴的。这背后的情感诉求和丰富信息，需要被不断的解码和表达出来，并通过这个过程反映到社会治理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