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张绍彦研究员提出，为确保在死刑判决后到死刑执行前期间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应尝试建立死刑执行“犹豫期”或“执行犹豫”（制度）。

　　我国刑法中，已经有“死缓”制度，那么，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在我看来，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这个真的可以有，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也有利于留下活口利于其他案件的查清，也有利于减少死刑的适用。

　　死缓，虽然不是一项单独的刑罚，只是死刑的执行制度，但实际上，死缓在对犯罪分子宣判时就已经确定，只要在二年考验期内不再故意犯罪，就不会再执行死刑。但是，学者建议的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是在宣判时就宣布为死刑，但在五年内不执行，如果没有发生新的情况再执行死刑，这跟死缓制度中二年内没有再故意犯罪就不执行死刑截然不同。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因此，虽然基于国情保留死刑有必要，但对执行死刑的谨慎无论如何强调都有必要。在呼格案中，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仅短短的62天，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审判的草率和冤案给公民和家庭、社会带来的重创。因此，如果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死刑犯在宣判后五年内不执行，在这期间，或许有真凶出现，或许有“死者”复活，这能最大程度地防范冤假错案。

　　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给一些后续的案件留下活口，有利于查清关联案件，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在诸如曾成杰集资诈骗案中，仓促地对他执行死刑，让公众产生了诸多疑问。在现实中，有相当的死刑案件，其幕后都有关联案件，牵涉到贪腐犯罪等，如果对死刑犯过早执行，那么对于后续的案件就是死无对证，不利于查清以后的案件，不利于打击犯罪，同时难免给公众以“官官相护”的印象，影响到司法公信力。

　　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能起到缓解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死刑的适用。有些案件，在当时的舆论和群情激愤的情形下，罪犯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时过境迁，公众又觉得并非是非杀不可，甚至是对执行死刑感到遗憾。药家鑫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当然，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只是学者建议，到底是否要实行以及如何来实行，必须认真调查研究，但对这个建议，立法机关应当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