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印象中，香港是遥远的地方，我生活在赤道千岛之国的山城万隆，根本没去过多少地方，只听过父母口中的香港，那是一个繁华而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我既好奇又忍不住兴奋，隔着太平洋仰望它，从来没想过我竟会与它有缘。后来，我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北京求学，常听到一个从香港回京读高中的同学聊起那边的见闻，觉得香港实在是个神秘的地方。又想起那年从赤道回国，当万吨巨轮航过香港时，在夜幕中，船员指着远处的一片灯火，说，那就是香港了！

　　万没想到，兜兜转转，我竟会栖落在这小岛上，一待就是40年，从新移民变成老居民，是命定，还是奇迹？跟香港的缘分为何会如此纠缠不清，我也说不清楚了。总之，香港就那样成了我的落脚点。

　　起初极不适应，就拿语言来说吧，我原籍广东，但属客家，非粤籍，在家讲的是客家话，在印尼华校讲的是普通话，和同学或到社会上操的是万隆方言或者是印度尼西亚话，粤语连听也听不懂，更不必讲了。那时他们教我，看电视学啦，连蒙带猜，有时也是谬之千里。有一次看电视剧，有一句是“倾偈”（谈话），我误以为是“亲嘴”，幸好后来明白，不至于闹笑话。

　　从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北京迁到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也必须有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比方起初我觉得香港人很现实，处处以赚钱为上，很市侩，但待久了才明白，香港人一般没有退休金，大家要准备后路，如果平时不努力，将来就是未知数了。原来有许多表面乍看看不见的苦衷，我哪里会想象得到！

　　初到香港，这里的人情味却令我难忘。20世纪70年代，手机尚未诞生，出门有时有急事，需要打电话，公用电话亭也不常见，许多商店都有旁边贴着“商用电话，请勿超过三分钟”字样的黑色电话，任人使用。有一次在美孚新邨一家水果铺借用电话，先于我从北京移居来香港的老友Z在旁边提醒，别超过三分钟！尽管那铺主点头答应借我用之后便走开了，根本不来管我。

　　那时，Z带我去荔园流连，我记得在游乐场玩气枪射击，他赢得一只玩具熊。之后我们排队乘转动的天车，天车一节一节地把我们送上最高处，秋风从四方飘来，我们居高临下，俯瞰周围的灯火夜景，初来乍到，但觉人间仙境也莫过于此了！当时荔园还有座“宋城”，有身穿宋代将士衣装的演员驻守，一派古风，有门前飘着酒旗的酒馆，店小二出入招呼，令人联想起《水浒》的“三碗不过冈”。荔园如今也已经平地起高楼，再也不是当年的游乐场了，宋城也随着荔园偃旗息鼓。香港地少人多，地产是最好赚钱的行业之一，地产霸权呀！人们絮絮地说。

　　是的，现在连茶餐厅也加租又加租，最热闹的街面铺头顶不住金钱压力，纷纷让位给实力雄厚的国际名牌连锁店，当年的戏院争相倒闭，改建成商场。怪不得人们都说，只要有一两间街面铺头出租，那就“打断了脚都唔驶忧”了！

　　尽管地沟油风暴也席卷香港，但茶餐厅、酒楼依然天天客满，似乎没有什么人退却。同事说，有什么办法？你又不能中午饿着肚子！惊得几多呀？也是。况且，人们健忘，当另一则新闻盖过这则新闻时，大家的注意力又立刻转移了。要命的是，新闻不断有，于是不法商人应付一番，最后也都是安全降落，之后恐怕又是依然故我。

　　今天，当我走过北角皇都戏院旧址时，感慨万千。那时，我还在北京，老友Z的信从这里的皇都大厦发出，他说，等你来，我们可以到下面的皇都戏院看电影。那时，皇都便成了我梦想中的戏院。但当我来到香港，他已搬到黄大仙，我一时找不到工作，除了去“易通”补习英语之外，就常独自到皇都看电影。最记得的是李小龙的《龙争虎斗》，在这里上映时，门前挤满了前来“扑飞”的人群。但不久就传来消息：李小龙暴毙。想想，这已经是40年前的旧闻了！而皇都戏院，如今也被分割成许多店铺，变成了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