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莫 漫画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截至昨天，已有9个被巡视单位针对2013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反馈问题公布了整改报告。整改报告中透露，继中央巡视组指出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严重后，中组部、中编办、国家公务员局开始联合解决这一问题；而据吉林省、安徽省的整改报告显示，“副秘书长”岗位超配现象尤为突出，其中，吉林省便发现超配23名“副秘书长”。（6月18日《南方都市报》）

    治理干部超配如同割韭菜，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

    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曾多次部署过清理。根据统计，近6年中，国家层面就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明确提出要落实精简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呢？囿于人情关系、利益关系的交织，懒政心态的作祟，以及相关领导责任追究机制的无力，治理干部超配犹如割韭菜一般，旧的一茬割掉了，新的一茬又冒了上来，并没有从源头上清理掉。

    如今，在中央巡视组的强力推动下，被巡视地区单位都对反馈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公布了整改报告。而且，各地对于出现的超配问题，都制定了解决思路。比如，吉林省通过免去兼任职务、交流任职等方法，将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等超配的副秘书长予以解决，并消化了市（州）超配的13名副秘书长。可以说，这样的清理思路是正确的，清理方法也是对头的。但是，缺乏刚性制度的约束，只是依赖于一时的清理，割韭菜式的困局还是难以破解。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言，“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副秘书长职数都由自己‘掌握’，并无硬性规定。”由此不难看出，职位配置的多少，地方领导享有话语权，并没有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如此，羁绊于地方利益的纠葛中，缺乏干部超标之后的问责机制，地方领导对于干部的配置就会陷于“就高不就低”的窠臼中。坦白而言，中央巡视组的工作效果不错，对于干部超配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但是，巡视工作不可能是“持久战”，巡视工作之后，干部超配的现象会不会“死灰复燃”，值得每个人深刻反思。

    硬性规定的虚无，法律层面的缺位，必然会导致责任处于盲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干部超配行为的滋生。基于此，对于干部超配乱象，就不能单纯的依赖于巡视组的强力威慑，而是要形成刚性的约束机制。在这方面，不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地方干部配备标准作出具体明晰的规定，并对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承担作出硬性规定，为干部超配乱象戴上“紧箍咒”。如此，方能真正走出治理干部超配割韭菜式的困局。（刘建国）

    破解割韭菜式的困局，关键在于打破官本位观念

    据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介绍，“副秘书长”超配已成一种普遍现象。在省政府中，副秘书长负责对接一名副省长，作为其工作助手保障其分管的工作，副秘书长超配与政府副职领导职数多有直接联系。另外，“副秘书长”的安排也是对久未升迁官员的一种“奖励”提拔。

    为什么副秘书长会有那么多？因为政府副职有那么多！按照一名副秘书长负责对接一位副职领导的规定，有多少副职领导，就有多少副秘书长。因此，要想解决副秘书长超配问题，必须先减少政府副职的职数配备。而要减少政府副职职数，就必须去官本位，坚持从事业发展、工作需要出发，确定合理的副职职数。

    笔者一直不明白，一级政府需要有七八名甚至十多名副职吗？这些副职们到底分管了多少行业部门，做了多少工作，工作量是否饱满？我们知道，一名副职领导有一名副秘书长负责对接，而一名副秘书长又有一批秘书服务。行政事务虽然繁多，但是需要那么多领导和秘书吗？看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其规模也不比一些国有企业小，但管理人员却少很多，不到国企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可见，企业管理人员的多少，与官本位思想有很大关系。

    同样，政府副职多，副秘书长多，秘书多，根源也在于中国是一个官本位传统盛行的国家。大家都崇尚当官，迷恋官位，一个人在政府部门当差，到了一定时候，就要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给一个行政职务。这个位子不一定是工作需要，这个职务也不一定是职位要求，多半是照顾性安排，奖励性安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破解治理干部如同割韭菜——割掉一茬又上来一茬，就必须从思想观念上打破官本位，不以官位为本，而以事业为本、工作为本。（刘运喜）

    破解割韭菜式的困局，必须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

    “副秘书长超配严重”，这类“编制超标”的消息，让人看上去总觉得是“旧闻”，而事实上，光靠这种巡视，今天按下“葫芦”，明天还会冒起“瓢”；问题的所在，解决“编制超标”问题，多年来一直是靠“文件”来“文件”去，编制成了一些领导干部手中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不超配才怪呢！

    领导干部的超配，不仅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而造成“效率低下”，更助长了“乱封官许愿”而“乱花纳税人的钱”，医治这一“顽疾”，还是要讲“依法治国”；此处的“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编”，即依法治理干部超编超配，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立法，将“编制橡皮泥”关进“法制的笼子”。

    具体说来，这个“行政编制法”，起码应“三有”：一者，要有定额，每一个层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岗位的领导职数，“行政编制法”应该有明确的“名额规定”，并“相对稳定”；此后，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增配的，应经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二者，要有“信息公开”的条款规定，任何单位，“行政编制法”规定的岗位名额是多少，实际配员多少，统统都得通过新闻媒体晒出来，谁藏着掖着就处分谁；三者，对违法者一定要有明确的处罚条款，在未经同级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情况下，谁牵头开会并擅自决定“超配”的，对不起，“行政编制法”当有明文规定，对“牵头开会决定者”一律“就地免职”，不论其官位高低，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再玩这类的“副秘书长严重超配”？

    笔者认为，如果仍是“不讲法治，只靠巡视”，“没有法规，只有文件”，还会接二连三地冒出“领导干部职数超配”的新闻来，破解割韭菜式的困局，必须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张轶水）

    破解割韭菜式的困局，不仅靠整改更要靠问责

    严重超配副秘书长，造成人财物的浪费，自然不是好事。然而，对超与不超、超了多少的评判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从中组部、中央编办2009年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及相应的补充规定中我们了解到：省级、副省级、地市级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按不超过其同级政府领导班子副职的职数来掌握。让人深感遗憾的是，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介绍，“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副秘书长职数都由自己‘掌握’，并无硬性规定。”

    如此一来，问题症结就非常清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乃是多地超配干部的根源所在。那么，再深入一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一则，组织部门的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到位，问题没有及时暴露出来。中央巡视组当然可能发现问题，但如果这样的巡视内容不能贯彻落实到平时的监督、考核中来，不能形成制度并实现常态化，出现类似干部超配现象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只会陷入“一乱一治”的死循环中。

    二则，巡视组发现问题后，中组部、中编办等单位联手解决，采用多种方式及时进行了调整，这固然表现了一种负责、积极的态度，但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就有息事宁人“和稀泥”的嫌疑。按理，不同级别和岗位的干部编制数目有规定，但怎么就在操作中出现了如此严重的超配？究竟是谁授意、谁执行、基于什么考虑，都应该搞搞清楚。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违规操作如果没有相应的惩戒，“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就无法完全避免。

    精简机构、严格限制岗位职数，符合管理一般规律，符合民意，也是中央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相关部门一方面要进行严厉整改，另一方面也不能忘了必要的问责。（陈科峰）

    靠制度治理干部超配，才能不让“减副”压跷跷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吉林省曾经是“减副”的好榜样。在2009年，吉林省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成为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以下称通知）后，全国第一个“减副”的省份。当初的好榜样，再一次沦为“后进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何“减副”成了压跷跷板的游戏，稍一松劲儿，就来一次回归原位。

    其实，谈到“减副”原地踏步，有关部门总能找到一堆理由挡枪，比如，机构调整、交叉任职、改为非领导职务等。诚然，在“减副”操作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阻力。但中组部出台“减副令”5年后，有关部门还在原地压跷跷板，任何解释其实都是狡辩。毕竟，机构改革不等人，“减副”多拖一天，就意味着与之相配套的工资、用车、办公等经费的浪费。有关部门，只要稍有点进取心、主动性，就不可能原地踏步。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减副”动了许多人的“奶酪”，地方政府不愿动、不想动，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糟糕的是，制度的漏洞，给了地方政府可以不动的空间。《通知》虽要求“省级、副省级、地市级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按不超过其同级政府领导班子副职的职数来掌握”，但并无硬性规定，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这就让地方找到了突破政策的后门，“减副”风暴一过，大量“副秘书长”，就可以通过“掌握”卷土重来。

    因此，要让“减副”摆脱压跷跷板的问题，就要给制度的漏洞打上补丁。（薛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