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学问不高，最高学历是初中”；

　　这个人“又矮又胖，可人缘极好”；

　　这个人“能吃苦耐劳”，“刷墙、油漆等技术活儿也很好”；

　　这个人“从不吸烟，从不喝酒，可爱请客，出手大方”；

　　这个人在“酒桌上，谁说话他都是看着对方，耐心地听，很尊重人，很少反驳”；

　　这个人“对子女们的教育很严格”，“请他的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吃午饭，给女儿不停地夹菜，耐心讲做人的道理”，以致“在一旁服务的女员工，感动得直抹眼泪”；

　　这个人每次回乡“一到村头就下车，见人就让烟”，“是一个懂礼节的大好人”；

　　这个人“人情练达，是一个会做大生意的好料”；

　　这个人“有了钱不给自家盖房子先修路”，“发了财，不少给村里投资，路是他修的，路边的树是他掏钱栽的”；

　　…………

　　这个人，是一个抢劫银行嫌犯；

　　这个人，是一个亿万富翁。

　　如果把人们眼中的“这个人”作为一个个拼图的图块，那么，可能少有人会想象得到这些图块是由一个人的完整形象分裂而成。

　　是的，“这个人”就是最近两天为媒体广为报道的银行抢劫嫌犯石二群。

　　石二群出身卑微，河南省驻马店驿城区水屯镇赵桥村一介农民，“兄弟姊妹多，家里并不富有”。这样的出身，这样的家庭境况，在中国能数出多少来，可能没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是因为这样的农民、这样的家庭太多而无法简单计数。如果问有多少这样的农民、这样的家庭想过上好日子、富裕日子，答案倒是现成的：全部，或者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有无数像石二群这样的农民离开世代生息的故土，去到陌生的地方寻找不确定的生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中国人、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前无先例的社会流动机会。中国农民面临着“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一跃。当然，与“剪刀差”相契合的社会结构，及其与之配套的“权利差”和“国民待遇差”，在增长长期欠账、发展长期欠账的情况下，不可能为数量巨大的农民准备妥当改变身份、完成初步社会流动、实现基本国民待遇相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本条件。

　　石二群无疑是那些想过上体面生活进而改变身份的无数农民中的一员。来到城市“一两年后，头脑灵活的他不满足于干小工，产生了当包工头的念头，承包了一些项目，在赚了一些小钱”。“然而，谁知，贷款数十万揽下的工程基本干完了，却要不来钱”。“到现在几十万他都没有给我，要了多次，弄得垂头丧气”。

　　河南当地媒体这样描述道：石二群“一次向亲戚借钱，给孩子交学费，可是手头500块钱也拿不出来”，“亲戚嘲笑他，‘在外面咋混的？连给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他萌生了抢劫一笔的念头”。

　　由此，“能吃苦耐劳”，“刷墙、油漆等技术活儿也很好”、“头脑灵活的他不满足于干小工”的石二群，终于在省城变成了心狠手辣的银行抢劫嫌犯，以此完成了他的红黑蜕变。

　　有了第一桶金的石二群，“开发房地产的生意越做越顺，有时候一个月可能就会收入千把万”。石二群家居城市别墅，“有4个孩子”，“大女儿在北京马上毕业了，正在实习，二女儿在加拿大留学，还有一个孩子在新郑上大二……”这样的家庭，不正是现今中国上层社会的生活缩影么？

　　现在的石二群“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是，“红与黑”的选择还会困扰着石二群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