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期间，一则青岛“天价大虾”的新闻引起网民热议，“买蟹先拔腿一顿吃3000”等10余起宰客事件接连被爆出。一起不法奸商坑骗顾客的事件迅速上升到“山东人诚实与否”的“省格”问题。素有“孔孟之乡”崇德重义的“山东好汉”形象似乎一夜间被“颠覆”为“奸诈好欺”的典型，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使中华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不仅川菜、鲁菜、湘菜、粤菜等地方菜肴各具特色，各地域的“人格特点”也互有差异，所谓“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然而，这些泛泛之论有时却被上升为某省人的“省格”问题，并被作为行为依据或政策指南。比如，早年某沿海城市出现“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标语。

　　地域特点何以变异为地域偏见，甚至地域歧视？这可从认识论和政策论两个方面来谈。

　　“以偏概全”是人类典型的认识论“误区”。以个别人的“人格”问题演绎出某个省的“省格”问题，甚至上升到“国格”高度是认识论“归因系统”扭曲的表现。以上述“扭曲变异”的“省格”问题作为政策制定依据，在户籍、就业、入学、租住等方面出台歧视性政策，则明显违反公共政策“公正平等”原则，更严重违背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理念，是涉及政策法规的“合法性审查”问题。

　　当然，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现象无论发生在哪里，无论何人所为，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国内旅游市场的混乱和无序，国人早有所闻，也可能还有亲身经历。人们与其热议和谴责“人格”和“省格”问题，还不如追问：为什么一些地方旅游主管部门面对乱象无所作为？不法店商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欺诈游客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得不到及时处理？为什么在网络舆论压力生成后当地政府才出面处理？为什么地方公安局与物价局存在难以理清的“扯皮”问题？《旅游法》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为什么“久拖难解”？

　　事实上，一个地方的公共秩序好坏，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和法治执行力紧密相关。一般规律是：若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切实到位，法制健全，地方公共秩序与公共事业则能良好持续。

　　在这个大流动、大变革的时代，全人类已成地球村村民，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远胜于以前，密切互动下的“一村之人”当然不会有天渊之别。在这个时代，不论一个人身处何处，意欲何为，都必须遵守共同的价值和法律规定，这也是一个人行为的底线和红线。因此，人来自哪个地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良心和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