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安徽省凤阳县国税局两个下属分局的分局长落马后，凤阳县国税局曾专门开具证明，证明两个人工作表现突出，建议从轻处罚。结果法院最终没有认定对两人渎职的指控。而国税局开证明的原因，竟然是为了不让家属觉得单位没有人情味。

　　作证是一种法律义务，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既然当事人辩护律师出具了律师函，从合法的角度讲，凤阳县国税局确有必要开出证明。司法案件中的单位证明，是指以单位名义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具有法律效力，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要单位证明在事实上清楚准确，不存在欺骗内容，不存在干预司法的内容，国税局作为证人方提供当事人有无犯罪、罪轻罪重的证据，是无可指摘的。

　　然而，国税局官员明明知道“功不抵罪”的法律常识，却 “建议从轻处罚”，顺从家属的意思去开具可能影响司法审判的证明，人情是圆满了，法律尊严岂不是零落一地？这充分说明，虽然当下法治建设已经步入快车道，但人情、关系、权力等干扰司法的因素仍旧强势，少数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单薄和法治观念不足的问题同样不容小觑。

　　从廉政建设的角度看，国税局作为上级机关，下级单位出现腐败窝案，本已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上构成失职，竟又公然为落马官员开脱讲清，让人隐隐约约看到了官官相护、包庇枉法的影子。是否存在“利益共同体”。

　　长期以来，渎职犯罪发现难、立案难、查处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统计，2008年到2012年，平均每年查处的贪污贿赂类案件是渎职侵权类案件的3倍以上。为什么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庸官、太平官得不到及时查处？一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查处渎职犯罪持不支持、不配合态度，或是找上级或其他部门协调，或是摆出“维护大局”“爱惜干部”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法外说清，阻扰或干预案件查办。正因为这样，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对任何试图干扰司法机关办案的行为，都应坚决打击、依法严惩，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凤阳县国税“开证明求情”事件，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是个镜鉴：对已进入司法程序的具体案件，一切言行都应慎重，要尊重法律，按法律办事，自觉摆脱干预司法的嫌疑，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甩下权力、人情、利益的包袱，让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让依法办事成为一种自然，领导干部才能成为法治建设中势不可当的推动力量，法治的正能量才能源源不断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