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6月1日，有“史上最严”控烟条例之称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开始执行。“北京控烟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室外排队等场合禁止吸烟，违者将被罚最高200元。

　　统计显示，我国烟民超过3亿人，被动吸烟者约有7.4亿人，包括1.8亿儿童。对被动吸烟的人来说，北京今起实施“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的确给人以信心和期待。不过，“史上最严”若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效恐难令人乐观。

　　这几年，除北京外，全国已有十几个城市通过立法形式明确控烟。不过，多数地方的实际控烟效果并不好。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于规定不严，而在于执法不力、处罚不重。在实际执法中，“一家执法”的卫生监督机构，其监管能力难以覆盖到所有区域和行业，而且对违规吸烟者的罚金只有区区几十元。结果，这样的控烟法规，就像没牙的老虎一样，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

　　“北京控烟条例”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比如，条例明确了禁止吸烟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责任，明确了个人发现吸烟行为的权利，也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但不论经营者、管理者，还是个人，只能对吸烟者予以劝阻；对于不听劝阻者，他们只能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投诉举报。可想而知，面对面广量大的吸烟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处罚，恐怕会挂一漏万。而且，等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接到投诉再来处罚，怕是连黄花菜都凉了。即便处罚，也不过处以个人50元罚款、经营者管理者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如此违法成本着实太低。

　　“最严控烟条例”只有长出“钢牙”，方能真正有效。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加大执法力度，更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严管”加上“重罚”，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根据报道，在美国，在宾馆吸烟者要支付200美元的清洁费，如果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里吸烟，烟味被邻居投诉可能要招来高达750美元的处罚。在澳大利亚，在禁烟场所抽烟要被罚550澳币，将近4000元人民币。禁烟场所经营者如果是个人，将会被罚1100澳币。如果是公司，将会被罚款5500澳币。在上述国家，这些重罚举措严格落实到位，充分发挥了令行禁止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