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村民被曝在强拆中被烧死”事件，山东平邑县新闻中心16日通报称，初步认定排除他人人为纵火，火灾系死者张纪民自身行为所致，详情在进一步调查中。通报一出，再度招致村民家属和网络舆论的质疑。

　　在近年来的公共事件中，这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规律性现象：危机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会在很短时间给出一个初步结论，但这种“外交辞令”般的调查结论在公众眼里往往是草率的，充满着撇责的嫌疑，因而总会在第一时间里遭受质疑。最终两个“舆论场”的出现，令深陷公信力危机的地方部门更加被动。如何走出这种为事实真相而争论不休的迷局？我以为，还是要回到调查的中立性上来，寻求一种去利益化的第三方调查制度。

　　此次事件中，从两次通报定性为“火灾”，到如今初步查明为死者自焚，官方的认定结论一直都在试图排除强拆者纵火的嫌疑。然而，对公共舆论强烈关注的强拆问题，则在通报中丝毫没有回应。家属提出的9点疑问，几乎都指向调查是否客观公正。例如，公安为何一直没有到现场采集事发现场的证人证言？拆迁人员带的汽油瓶子、灭火器作何解释？由死者买汽油推断出自焚是不是很荒谬？这些疑问大多基于常识提出，但在通报中并没有实质性回应，故而自焚的认定难免引起猜疑。这种“自己查自己”的调查机制的弊端，在此次事件中再次暴露无遗。

　　其实，无论是出于对权力的监督需要，还是政府部门打消质疑的需要，吸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介入有关危机事件的调查，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例如在英国，就制定有专门的《调查法》，可据此启动公共调查程序，其调查报告往往详细到每一个细节。在云南“躲猫猫”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和南京“徐宝宝事件”中，都曾引入第三方力量介入调查。而从实际效果上看，这种第三方调查机制，不少是推翻了之前政府部门单方面的调查结论，在事实调查的公信力上还是获得了舆论的认可。

　　因此，有必要从个案中总结建立并有效运用第三方调查制度，以确保调查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就平邑事件而言，公共舆论对事实的追问牵扯出背后的诸多“遗留问题”，有没有强拆行为？自焚的判断是否证据确凿充分？被烧死与强拆有没有关系？征地拆迁行为是否合法？补偿是否公平？这些既关系具体案件事实认定，更关系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正当性判断，完全留由当地政府部门单方面调查，即便结论客观真实恐怕也难获舆论认同。基于此，启动第三方调查制度，或许是拨开事实迷雾、重塑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通道。相关报道见A18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