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分析国民党抗战政策的两面性与共产党人民战争原则的彻底性出发，阐述了中国战场实际领导权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的必然性。该书发掘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日媾和幻想，对外交和盟军的依赖心理，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媾和方面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该书对国民党在后期抗战中消极态度和颓废表现的分析也就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比如，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遂对国民党发动了代号为“桐工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国民党出现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内战的政策，连续发动了反共高潮，把抗战胜利的希望越发寄托在同盟国身上。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及数十万军队公然降日和豫湘桂战场大溃败的局面，将国民党的妥协性暴露得淋漓尽致，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大幅下滑。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发挥的主导作用相比，战略相持阶段抗战的实际领导力量已经转移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的彻底性和坚决性，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之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所坚决执行的人民战争原则与广阔的敌后战场的开辟，使得中国战场成功实现了内外线作战的转化。这就指出了中共领导的武装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军，广阔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