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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青:村官何以成霸王
花青
//www.workercn.cn2014-12-19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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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未央区某村支部书记葛七宝被开除了党籍,起因是11月初,他带着十余人阻挠执法人员处理违规倾倒的渣土车,并动手殴打执法队员。此外,他还被举报涉及超生、赌博等问题,被称作地方一霸。放在我所经历过的农村社会生态的背景之下审视,这位村支书的行为,并不令人意外。

  村官之跋扈,其实只是问题最为浅表的层面。仔细挖掘,会发现几乎所有发生在城市官场的问题,都有可能在农村滋生。比如葛七宝所在的西安市未央区,今年以来就查办了几十起基层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及截留、挪用、侵占和贪污国家农村支持资金和征地补偿,侵占集体资金资源,非法买卖、出租集体土地等,甚至还出现了农村基层干部涉黑的情况。

  农村社会看似“迷你”,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利益纠葛盘根错杂。从程序上说,村官由村民选举产生,本应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服务,但村民赋予其权力之后,却不大容易找到监督与制约其权力的办法。村干部往往处于利益链条的最顶端,而且,一个村支书只需要向政府主管的职能部门靠拢,结成利益共同体,村民的利益就可能被打压下去,即使要表达利益诉求,他们的渠道也常常是不通畅的。

  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村委会保持着相对自治的性质,但是整体的治理状态距离良善的目标尚远,尽管带领村民致富、解决村民所急所难的“好村长”的形象不时出现,但这对个人修为的依赖相对较大,从治理结构层面,村庄内部的问题,常难找到解决办法。若出现村官称霸一方、欺压村民的情况,多数就只能等待上级的监督与介入。

  然而这种介入往往是迟缓的。葛七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针对他的举报已经持续多年,但是直到发生了引起舆论关注的暴力抗法事件,他才被开除党籍。在另一些案例中,一些村官甚至会对着前来“讨说法”的村民叫嚣“等纪委来找我,你想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一方面有可能是村官和“上级”确有勾连,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上级权力对农村基层的监督确实是缺位的,这种缺位镶嵌于尚未被理顺的基层权力结构之中。更何况,农村本质上依旧是由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编织而成的网络,村民忌惮于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怕自己日后遭到打击报复,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轻易去告村官。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保证村官被有效监督、权力被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应当更深层地渗透到农村。相反,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保持农村的相对自治,是符合基层社会规律的做法,政府权力过度嵌入乡村治理,反而容易淹没村民的真实诉求。也不是说,在熟人社会的底色中,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和现代治理,若能在村民中建立有效的自治组织,激活其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力量,那么,熟人社会的属性反而能在相对理性的制度之外,给村官们多加一道约束,使其不敢为所欲为。

  在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快速流失的农民和逐渐没落、乃至凋敝的农村,也不利于农村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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