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下开始，我们不妨过得简单一些，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这样我们或许离法治越来越近

　　像我这样不善交际、不胜酒力的“宅男”，最困窘的事情莫过于参加一些应酬了。朋友盛情难却，自己是去还是不去呢？去了喝不了酒、说不好话，只会徒添尴尬；不去很可能给人一种孤傲、冷僻乃至不给人面子的印象，这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可是相当负面的评价了。纠结于此，一杯酒的事情变得复杂不堪。

　　这个世界上大致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一种是善于把简单的事务复杂化。我觉得中国人更倾向于后者。再细微的事情我们都能挖掘出不一样的意义，并从中发明出一套繁复的规则。

　　现实生活中，人们考虑问题越来越复杂，自我添加的束缚与羁绊变得繁文缛节，以致一个收到短信必回的人，会被上升到品质层次视为“有德性的人”。相反，那些酒桌上劝不进酒的人，要么被看作不给面子，要么是彼此感情不深，甚至为了一杯酒而“割袍断义”。至于逢年过节请客送礼那一套，除了利益往来之外，更是添加了太多“礼轻情意重”之类的情感因素。

　　在这么一个“看物非物、意在物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变得成本过高，人们活得也越来越累。更重要的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令社会的公共治理也日渐复杂，法治构建遭遇深层的习俗与心理抵触。当我们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行为被附加上各种假定的意义，法律便显得那么笨拙，很难进入实际的调整过程。正常的执法活动，在“打狗看主人”的思维影响下变得畏手畏脚；原本按规定办就能解决的问题，也往往需要人情关系的再投入，公共治理与生活的成本由此陡然增加。

　　简单事情复杂化的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思维，把道德、情感、伦理与法律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考虑问题首先不是从法律出发。相反，发轫于西方的法治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的归法律，情感的归情感”的事情认知与评判模式，它并非强调法律对情感的一概排斥，而是一种把复杂事情简单化处理的思维模式。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法律就是最基本的规律性抽象，是一种浓缩的生活经验，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综合概括。依据法律进行公共治理就是运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以不变应万变、以四两拨千斤。所谓大道至简，最高级的规则经常是最简单的规则，最普遍的规律也常常是最简单的规律。爱因斯坦说过：“每件事情都应该尽可能地简单，如果不能更简单的话。”窃以为这话极合乎法治的思维方式。

　　社会发展由简单到复杂是自然进化之道，而社会治理由复杂到简单则是智慧进化之道。霍金曾在世纪之交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的确，当今社会的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多样化、风险化等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面对的是一个较之以往复杂千倍的社会。这种复杂性呼唤公共治理的多元化，呼唤服务组织的层级化，也呼唤应急建设的多维度。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在复杂的社会治理中就必须运用复杂化思维，相反它更需要以法治的简单化思维去应对。这种简单化思维并不是幼稚、简陋、不动脑子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将一切复杂矛盾回归到法治本源上解决的智慧型思维，它排斥不必要的过多干扰，从错综复杂的世象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关系，从变动不居的流动社会中把握恒久不变的治理规律，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治理效果。

　　动物的世界里，有很多物种的生存哲学值得人类学习，例如刺猬的简单哲学就给越来越复杂的人类社会提供法治思维的启示。无论狡猾的狐狸想尽什么样的办法想抓住刺猬，刺猬都会缩成一个圆球，浑身的尖刺指向四面八方。不管世界多么复杂，刺猬都会把所有的挑战和进退维谷的局面压缩成简单的举动。对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刺猬哲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文·布莱斯勒高度赞誉：“想知道是什么把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和其他那些跟他们同样聪明的人区别开来吗？是刺猬。”

　　身处法治转型的变革社会，公共治理者面临着诸多社会冲突与复杂矛盾，其治理水平与效果往往取决于治理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说，近来热议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可以形象地说就是鼓励领导干部多多学习刺猬的生存哲学，将复杂的社会利益冲突导引到常规的法治平台上，通过制度的途径化解疏导各种社会不满，以简单思维而不是不动脑子的简陋思维去重塑法治。

　　我一直强调，相比于制度的构建，思维的塑造更显漫长，它需要日积月累的养成，需要行为习惯的浸润，也需要大环境的改善与孕育。当有一天，我们在饭桌上不再把喝酒当成人际关系的负担，生活中不再过度阐释那些人为添附的意义，法治的思维或许更容易扎根脑间。所以从当下开始，我们不妨过得简单一些，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这样我们或许离法治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