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曝“大连小伙从2013年底起每次外出开房都被警察带走”。大连警方17日回应，经查证事件属实，原因是警方禁毒队信息录入错误所致，已采取措施纠正。被冤者要求尽快恢复名誉。遭遇警方“错录”，迟迟得不到纠正，这样的困扰放在谁身上，都难以接受。不过，换一种角度来解读，像这样的错误，未必全是负面信息，而要纠正这种错误，也理应存在更顺畅的渠道。

　　造成当事者李先生不便的，不是信息“错录”，而是由于“错录”之后，李先生被“挂”到了警方的防控网络上，每逢他出差入住外地酒店，就会百分百被警方查房及带走问话。如果排除“误会”的场合，其实恰好反映了警方监控网络运作水平。对社会治安来说，这好比是一道“防火墙”。流窜作案者要绕过这道防火墙，就需要费更多手脚。李先生的困扰在无意间，也让很多网民了解到人民警察日常的一部分工作，虽然不起眼，但却在无形中消弭了很多治安风险。相比起李先生的无辜遭遇，我们另作一个假设：如果一名案犯到旅馆开了房，却没有警察来查，这样的场景是不是更令人忧心？

　　严密的防控体系，无疑能够有效降低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而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完善的程序确保其不致走偏。比如说，对待防控名单上的嫌疑人，毕竟和对待罪犯不同。从李先生的描述可以看出，派出所民警在请他去协助调查时，态度是“比较客气的”，从询问、尿检，到核对身份证，查证过程相当慎重，不存在先入为主、刑讯逼供这类违悖法治精神的行为。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基层执法水平的进步。

　　当然，说这些绝不是要为警方“错录”开脱。从这一案例来看，至少有两点责任，是警方不可推卸的。“错录”为何会发生，又为何得不到及时纠正？特别是，李先生多次向警方反映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直到网络疯传、媒体曝光后，警方的纠正措施才姗姗来迟。

　　这或许也多少解释了李先生为什么不采取更合理的办法——以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追究公安部门的错误行政行为，而是诉诸在网络上曝光、找媒体报料。尴尬的是，经过媒体的报道，还出现了一番曲折的剧情逆转，终于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当事人自己也只能再次感叹：“没有你们的误会，我想警方也不会那么快把我事情解决了，我现在相信了，媒体的能量真是太强大。”

　　过度夸大“媒治”，其实是对法治缺乏信心。通过媒体曝光来解决问题，也不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常态。现代社会治理的高度细分化，需要让各种监督和规范机制有效分工解决。媒体过度越俎代庖，轻则自摆乌龙、闹出笑话，重则形成舆论暴力、干扰社会秩序。想必，险些变身“影帝”的李先生已有切身体会。当然，媒治暴露出的问题，最后还是得归结到人治、权治的弊端。如果法治确实得到了有效推行，开房被查这件事也就轮不到媒体掺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