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这无疑对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精神水准的高低制约创作的优劣，是古今中外进步文艺家们的共识。清代诗人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而菴诗话》）19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说：“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是坏人，他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而观察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双好眼睛。如果一种坏的习惯——一种私人利害迷乱了眼睛，事物就看不清楚了，只有一颗严正的心，才能大量产生才情。”（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进步文艺家们才将自我净化作为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功课。挪威现代剧作家易卜生时时都在警惕着“自我天性中的渣滓”。他将创作看成是自我净化的极好机会，说“创作好比洗澡，洗完之后，我感到更清洁、更健康、更舒畅。”（《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创作》）到了革命文艺家那里，自我净化的意识和行动就更为明确、更为自觉，而且具有为以往文艺家所不曾具备的崭新内容。鲁迅就曾沉重地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书信·致李秉中》），所以他“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华盖集·碎话》），并且“从别国窃得火来”（按：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煮自己的肉”（《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看来，自我净化之于文艺工作者，就像是写作、演戏、唱歌一样必不可少的事，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却弄成了一笔糊涂账。其所以如此，极左思潮有责任。“改造世界观”本来是一个好命题，但是到了某些以极左面孔出现的人那里，却成了扼杀创作生气的紧箍咒，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精神的独特性和鲜活的审美感知力，结果是李鬼的错误让李逵在一时间背上骂名。除此之外，某些作家、艺术家也有责任。他们由反对扼杀创作个性、创作自由而走向放纵自我、放弃责任，甚至公开否定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命题，要求全社会收回对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标尺。这就未免失之偏颇。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干涸和腐败。它具体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扭曲，是非辨别力的颠倒，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早在17世纪，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用诗的语言表达他对人类的由衷赞美：“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像天使！洞察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三个多世纪过去，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人类的认识应当更深刻一些，怎么反而倒退了呢？可见是心灵出了问题。应当说，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界出现种种怪象、乱象、尴尬象、令人啼笑皆非象，原因当然复杂，但是肯定都与某些文艺工作者放任心灵有直接关系。看来，文艺工作者不能特殊，应当和其他人一样，还是要不断地进行心灵的自我净化，也就是改造世界观。这样做绝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排除一下体内的自由基，再吃一点真的保健品，有什么丢脸的呢？非但不丢脸，反而能够因为健康、优美收获更多的“粉丝”。收获“粉丝”是什么？就是收获社会对你的尊重，就个人体验来说，也就是收获了尊严、长了脸面。

　　我们强调自我净化之于创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等于说一位文艺工作者只有在心灵净化之后才可以进入创作过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处于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其内心绝不可能是一座不染纤尘的“明镜台”，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支出，是一种选择性的精神活动。其原则就是尽力支出积极的精神因素，尽力避免显露消极的精神因素。如果我们有能力识别消极的精神因素，那么，它们显露于作品中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像易卜生、鲁迅那样，时时淘汰消极的精神因素，时时吸纳积极的精神因素，那么，精神的整体结构就会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其精神支出的正面效应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我们提倡自我净化的全部依据。

　　净化依赖于源源不断的活水。对于文艺家来说，这源头活水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就是他们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迸发出来的感觉、思想、愿望和激情。由此看来，还是毛泽东的话对：“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