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31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针对草案中提出的拟取消9项死刑罪名以及猥亵男性、考试作弊、超载超速、制售假证构成犯罪等相关规定，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提出了建议。（11月1日《京华时报》）

　　针对危险驾驶罪，刘政奎委员建议将“毒驾”纳入其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在此基础上还建议对“玩弄手机或其他手持终端的行为”进行规定。他认为，在驾驶中玩弄手机和手持终端造成“盲驾”，比醉驾和毒驾更具危险性，危害程度更大，如果将此类行为入刑，相信会降低驾驶风险。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建议。首先，醉驾已经入刑，而对醉驾的法理认定，同样符合“毒驾”和“盲驾”。

　　相关的科研成果表明，酒后驾车人的反应能力比正常人滞后12%，而吸食毒品后驾驶则滞后21%，所以毒驾的后果远比醉驾更为严重；“盲驾”的危害性更加直观，如果以70公里的时速测算，如果驾驶员看一次手机用1秒钟，就意味着汽车在失控下开出去近20米，后果显而易见。因此，只要醉驾入刑符合危险驾驶罪，“毒驾”和“盲驾”理应纳入其中。

　　对于“医闹”，陈竺副委员长提出，建议在此次修正案中应考虑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医闹，保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面对频发的医闹，陈竺副委员长的建议就保护医务人员权益的出发点上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对“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医闹”的表述，还是给人以不够严谨的感觉。其实，对于“医闹”，相关法律已经包括了刑事手段，只是取决于“医闹”的程度。法律对于“医闹”造成的伤害后果，不存在刑律上的空白。如果把“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医闹”，理解为在法律既定的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以外的“专项”刑法，至少作为被“医闹”侵犯的客体，医院还不具备受法律独立保护的资格。

　　医院虽然属于公共服务单位，但其运行方式没有脱离流通领域的商业属性。因此，其遭遇的矛盾和冲突，不能与其他公共执法部门相提并论。如果笼统地“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医闹”，病患或家属对医院行为的不满，就类似于“抗法”了。这就可能把许多现实困境下造成的医患矛盾，用“堵”的方式强压患者一方。这不但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共识，更容易激化疾患矛盾，酿成更严重的“医闹”后果。说到底，医患纠纷成了当前社会矛盾的“重灾区”，缺的不是法律，而是紧缺的医疗资源和有待改善的医疗服务。因为，患者和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无论如何都不具备“敌对”的先天因素；再恶劣的犯罪行为，也不可能集中表现为恩将仇报。

　　实际上，对医务人员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医闹”，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外乎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法律既定的罪名，本来就可以采取刑事手段。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专项立法“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医闹”？如果医务人员需要这样的特别保护，那么，城管以及各种与服务对象直接接触的公共服务部门怎么办？而这些都已经纳入相关法律保护的单位和部门，如果都在既定的法律下另起一行，法律就可能变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止痛药，在失去严肃性的同时，也可能失去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