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活跃着一群职业打假人，他们以购买假货、问题商品，直接向商场索赔或打官司索赔为生，最高年收入达上百万元。萝岗区法院、越秀区法院及广州中院数据显示，近年广州地区法院受理消费维权类官司，80%甚至95%以上由职业打假人发起。（4月13日南方都市报）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知假买假”可受法律保护。这个司法解释，让职业打假人有了“尚方宝剑”，“生意”因此更红火。

　　在食品药品问题频发、安全监管不尽人意、消费者维权难的现实中，职业打假虽然带有功利性，但职业打假人的确是监督市场消费公平诚信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是他们出现乃至“红火”的原因所在。正如职业打假人自己所言，他们的收入越高，意味着非法商家付出的代价越大。这实际上增加了商家造假售假的经济成本。当商家罚不起、赔不起时，造假售假行为就会收敛。

　　不过，以获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激发职业打假人的积极性，对假冒伪劣行为起到遏制作用；但如果被利益绑架，也可能产生一些道德风险或者市场秩序上的问题。今年3月，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承，他打假与正义无关，其公司“打假起步价”是30万元，对于不赚钱的活儿提不起兴趣；拿到高额赔偿后，即便利益受损的企业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他也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还有，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他去打B企业，他也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以获利为唯一目的，让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行为充满了随意性：一些对消费者危害较大的制假售假行为，可能因为无利可图而无人去打假。而有利可图的制假售假行为可能会被众多职业打假人盯上；也可能让制假售假者因为拿钱消灾而危害依旧；还可能让他们在利益驱动下超越界限，成为某个企业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甚至陷入到敲诈勒索中，走到了打假的反面。2011年12月，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刘江，就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因此，我们在看到职业打假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谨防其被私利绑架。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职业打假人严格自律，在法律法规的框架里依法打假和获利；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对他们的打假行为给予一定的规范和监督，防止其为了一己私利走向公共利益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