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其目的在于，用自己的权威与身份作为代价，让学生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长江日报》）

　　偶然为之的矮化教育，之所以能产生极强的心理冲击力，就在于其颠覆了身份与思维定式。一者基于“师者为父”的传统伦理；二者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和地位而言。即便没有这些因素，教育者放弃尊严地就地一趴，也因为反常态而倍感新鲜。然类似的行为多了，其边际效应也在不断地递减。

　　胯下求辱是为了“震撼和唤醒孩子们”。这样的理由显然很难成立。独立人格的培养在于长期的习惯养成，也在于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在应试教育的控制式教育背景下，学习的模式与方法已被固化，孩子们失去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也无以挑战权威并跳出成长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胯下求辱去实现思想和观念的颠覆，无异于本末倒置。更何况，敢于挑战权威和藐视权贵，还在于“人人平等”的权利底线能够获得保障，人们不再迷信身份与权势，这显然不是“胯下之辱”所能承载的重负。

　　自我矮化式的教育，对教育和被教育者都是一种变相的“惩罚”。都说“师者为尊”，尊者牺牲自己的尊严与人格，来达到唤醒与教育的目的，这对于学生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心灵的惩罚”？老师如此一趴，是想传递给学生们一种什么信息呢？是想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教育的方式，由最初的“体罚”到现在的“辱罚”，其实都是极端教育方式的表现，只不过，前者是虐待学生，后者是虐待自己。无论是他虐还是自虐，都非常规手段。

　　胯下求辱式的矮化，其实是病态教育下的教育病态。培养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重在以“润物无声”进行人格教育，贵在日常细节的落实，而不是剑走偏锋“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