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首次要求推进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信息公开。包括制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建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4月22日《新京报》）

　　中介机构信息公开，这个没有争议。关键在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实则制度层面的重要突破。过去，一些社会组织遭到民间质疑总爱以社会信息没有公开义务为挡箭牌。比如李亚鹏的嫣然基金，屡次遭到周筱赟网络举报甚至是起诉，但基金所在管辖地的卫生局与民政局均拒绝公开其财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理由，即是这些信息属于社会信息，非政府信息，因此尽管周筱赟已经胜诉，关于披露嫣然财报的要求却仍不得不申请强制执行，李亚鹏本人甚至声称“我们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可见普及社会组织信息必须公开的常识已刻不容缓。

　　有一种常见的诡辩，即是社会组织的工作信息属“个人隐私”，比如嫣然基金事件，涉事卫生局与民政局找的便是这个理由。但实际上，社会组织的工作完全算不上“个人隐私”，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职能、公共职能。比如慈善类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一是基金设立人本身出资，二是普通民众的善意捐助，资金来源之复杂，决定了这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

　　退而言之，即使一个社会组织，的确是个人设立，资金也主要来源于设立者，但只要这种组织的日常工作，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比如捐助善款、帮扶他人、组织力量去做志愿者，其运行信息也必须进行公开，因为所做的事儿都不是私事，让人看个明明白白，是公共事务的应有之义，人们会因为这种透明增加对慈善事业的信心。

　　没有人是天生的圣人，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同样需要纳入信息公开的轨道。某种层面上，社会组织履行的职能亦是一种隐权力。在缺乏公开的机制下，这种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即便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对这类社会组织有共同的底线与警戒，但由于缺乏常态的监督机制，比如监督社会组织进行信息公开，很难对社会组织违法形成预防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首次要求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既是为社会公众监督社会组织铺平了机制道路，也是给社会组织负责者的权力加上了一道有力的栅栏,促其守法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