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的《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其中将生产事故的处罚上限提高到2000万元格外引人注目，这无疑会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的威慑力。但行政处罚权的标尺长了，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拓展，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亟须为这种自由裁量权标上刻度。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事实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公平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通俗点讲，就是给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一定程度自由处罚的权力。

　　在我国，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历来引发不少争议，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层面。究其原因，无外乎涉及经济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寻租风险小、回报高。除此之外，法规本身的漏洞，也给自由裁量权寻租留下了巨大的空子。以新的《安全生产法》为例，其中规定发生生产事故的，一般事故最低处罚金额仅为20万元，发生特别重大的事故最高可处罚2000万元。如此悬殊的处罚弹性，如果缺乏可以量化的刻度及有效的监督措施，难免会给权力寻租留下滋生的土壤。

　　可以说在各个行政部门之间，都存在这种类似的自由裁量权。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要求各地政府落实权力清单制度。其根本目的，是减少权力运行中的人为干扰因素，让权力的运行更加科学公正。目前，各地的权力清单制度推进迅速，众多行政权力得到清理，但作为权力寻租重灾区的自由裁量权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落实权力清理依然任重道远。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无疑会有效限制行政部门“乱动的手”。对于自由裁量权来说，如果上下限之间的空间代表权力尺子，那么为这把尺子标上相对精准的刻度无疑就是关住权力的笼子。这个刻度，既要赋予行政部门和执法人员一定的变动空间，又要保证这个空间不可随意伸缩。有了这把标有刻度的尺子，不但官员的执法尺度可以比照，群众雪亮的眼睛也有了参照物，社会监督无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