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该修正案增加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8月30日《长沙晚报》）

　　终身监禁，这个语意明了、通俗易懂的词汇写进我国的法典了。在未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对于一些被判死缓的贪官实行终身监禁，让他们“把牢底坐穿”，这实际上加大了惩治贪腐的力度，增强了法律的刚性。

　　作为一条准绳，法律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的。就如我们用一把尺子去量某物的长短高低，只有这尺具有足够的刚性，不易变形，才能保证度量结果的准确与公平。这就要求，应该尽可能地减少法律条文中的自由裁量权，增强判罚的稳定性与精确度。如今对部分死缓贪官实行终身监禁，便隐含了这样的要义。

　　为何如此说？就因为以前在我国的刑法中，从死刑到有期徒刑之间，刑罚的跨度太大。尽管有死缓、无期徒刑这两个“台阶”，但实际执行中不少减为了有期徒刑。而且，从无期到有期，其跨度又特别巨大。过去我国最长的有期徒刑才20年，后来《刑法》修正案（八）将其延长到25年，虽缩小了这一跨度，但未能根本解决问题。试想，一个可杀可不杀的罪犯被判了死缓，若被减为无期徒刑后又要减刑，以前就只有20年、十几年之类的选项。这样粗放式的减刑和假释，很容易使一些本该“牢底坐穿”的罪犯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事实上也有损法律的神圣与威严。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是一例。此人1996年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为死缓。入狱后，经过5次减刑，变为有期徒刑15年6个月。类似刑期“缩水”的案例多了，贪官们就会产生侥幸心理，认为只要没判死刑立即执行，就有可能只需坐十几年牢。在当前慎用死刑、减少死刑已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亟需稳定一些仅次于死刑的判罚，以此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威慑力。

　　有论者认为，对罪犯实行终身监禁不利于激励其自我改造，而且让罪犯“牢牢占据”监狱位置，会增加社会成本。这种担忧实在是只见芝麻，不见西瓜。被判死缓的贪官，一般都是罪行特别严重，贪腐数额十分巨大，在改造中变为终身监禁，本身已很宽大了，还要如何“激励”？莫非激励就只有减刑一途？至于担心其终身坐牢增加社会成本，更是荒唐。增强法律的刚性，终极目的是惩前毖后，以预防犯罪减少坐牢，这节省的“成本”又为何没看到？

　　对部分死缓贪官实行终身监禁，无疑属于法治的可喜进步。希望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作此判决能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另外，在今后的法律修订中，终身监禁与有期徒刑的跨度还可缩小。而对那些曾经被判死缓，现已减刑甚至逍遥法外的贪官，不妨进行重新梳理，该重新收监的要重新收监，该恢复刑期的应考虑恢复刑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可以减少死刑，但不应遗漏对犯罪的应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