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引起各界强烈反响。

　　由此想起曾拜读李克强总理的《师风散记》。其中讲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写出来后请导师厉以宁教授准许进入评审程序。厉教授开出了评审专家名单，都是国内经济学界大家。他告诉李克强：“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因为这张名单和厉教授的话，李克强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申请答辩日期推迟了半年。最终，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治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读了这段文字，既感慨克强同志严谨治学、自我加压、精益求精的精神，也感慨当时学术界优良的学术风气。那时无论是导师还是评审专家，都从学术本身出发严格认真评价，不会受学术以外的因素影响。

　　我体会，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学术界比较普遍。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在国防科技大学读本科时，学校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每年都有考试不及格、论文答辩通不过的学生。物理系有位高伯龙教授（我国激光陀螺技术奠基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对自己的学生尤为严格，他的博士生大多被他要求延期毕业。正因为这样，他的学生素质高，许多人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

　　然而，现在我们的科技评价却经常受到很多非学术因素影响。为了维护客观公正，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设计了缜密复杂的专家回避制度、打分票决制度、盲评制度等。但科学技术问题专业性很强，有其自身规律，简单机械套用行政管理方法，程序公平不一定就能保证良好的结果质量，特别是创新性越强的项目，理解支持的人就越少。

　　过去学术风气正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学术民主。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权威专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平等争论学术问题而不担心丢面子或被打击报复。我国原子弹、氢弹攻关过程中，氢弹原理就来自一位年轻科研人员在讨论中提出的一个初步想法，于敏先生以深厚的理论造诣迅速作出判断而找到了突破途径。

　　然而，现在学术界却很难平等地讨论尤其是争论。去年我们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调研座谈时，许多院士专家说现在大家过于看重情面，如果在会上被人质疑就会觉得丢面子，以至于召开学术会议时台下的人不敢或不愿去提实质性问题。杨振宁先生对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直言不讳表示反对，这种批判和质疑精神在当前普遍缺失。

　　现在这样的学术风气怎能鼓励创新、促进创新呢？确实到了需要下决心扭转偏差、回归优良学术传统的时候了，应就此系统化采取措施。

　　第一，从文化深处着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迎来赛先生、德先生，为我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当前，我们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重塑民族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积极因素，把尊老、尊师和创新、质疑精神结合起来，倡导秉公直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倡导发现问题是水平、指出问题是品格、解决问题是能力。

　　第二，广泛发动重塑良好风气。管理决策部门要从自身做起，带头营造尊重科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氛围，杜绝因私干预项目评审。在高校、科研机构优选一批学风端正的学术领军人物，带头发起重塑良好学术风气活动，承诺从自身做起，倡导理性质疑、平等交流、诚实守信，不把非学术因素带进科研工作中。通过示范引领，带动人人参与。

　　第三，对评审专家也要以信任为前提。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的评审专家，给予其充分信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要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以绩效为目标、以诚信为底线”的评审专家管理机制。一是把好入口关，提升门槛，精选品德操守、业务水平过硬的本专业领域一流专家作为评审专家；二是充分信任，相信他们能够站在国家利益和科学技术本身角度做出独立学术判断，不设置过多繁琐限制措施；三是严格管理，对评审专家的判断能力和作风操守进行后评价，建立诚信档案。对于违规违纪评审专家实施严厉问责。

　　第四，完善惩戒制度。建立完善联合惩戒机制，对抄袭剽窃、伪造数据、浮夸炒作、跑项目要项目等败坏学术风气行为，实行零容忍，一经认定就严惩不贷，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违规成本，让剽窃者、作假者、投机取巧者受到学界的共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