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盛唐精神时，难免会回溯至初唐。“初唐四杰”堪称盛唐精神的探路者。虽然见识了太多艰辛困顿，前途未卜，现实充满无法预见的种种未知，但他们却以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执着，自由驰骋在对理想的追逐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之中。诗歌是强化记忆的有效方式，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把逐梦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壮志豪情化作永远的记忆。

　　那是一个人人有梦想的时代，人们对不可知的未来毫无畏惧。一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念出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分岔路口的悲悲切切，本来就不属于这个时代。即使是基层大众，在国家的强大动员下，为了求取功名，也是“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初唐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不可低估。

　　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经过北魏以来均田制的强大制度调节，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民众个体生存能力得以提高，累积起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发展潜力。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也在这个时期垂青崛起的世界性帝国，熟悉唐代历史典故的宋朝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感慨，“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这些都为消解现实中包括政治斗争、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紧张提供了资源和空间。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依靠门第与家世的选官原则正在被抛弃，新生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学进身的仕宦途径，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可选择的婚姻和可依托的家世尽管依然在支撑着上流阶层的身份认同，然而是否科举及第已经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即如祖孙三代都担任最高层命令文字撰写之职的河东薛氏，到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中书令的薛元超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举出身的憾恨人生。据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载，中书令薛元超曾对自己的亲属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科举制带来的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对于没有应举条件的士子来说，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通过科举（包括各种科目）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杨炯的诗句集体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豪言壮语。堪称唐代第一代边塞诗人的骆宾王也写有《从军行》诗，表达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豪情壮志。比“四杰”稍晚一些的王昌龄所写《从军行》，展现的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与豪迈。

　　“四杰”以旷达的心胸来面对酸辛的人生。我们熟悉的骆宾王，曾给主持铨选的裴行俭写诗致意，虽然感叹“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他又以生不逢时的浮槎自况，一边失落地叹咏着“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紧接着还不忘展望一下未来，“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浮槎》）。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666—668）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还有那位与骆宾王有交往、被老师王义方认为500年才出现一个的员余庆，干脆改名半千，他在给唐高宗的《陈情表》中，毫不隐藏自己的锋芒，“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以“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初唐士人，评论家们可以批评他们还缺少浑融的意蕴和秀美的风神，但是那种“健全的欲望”（闻一多语）、不甘沉沦、不惧艰险的精神，却推动了一个盛世的到来。在那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着力表达理想追求的时代，他们在失意的人生旅途中依然豪迈地喊出了时代强音。他们是走向盛唐的追梦人，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浮躁浅露”来解释他们的命运多舛，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的误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