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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目前在外交中展现出的进攻性倾向，与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博弈息息相关，这包括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和地缘宗教三个层面。但囿于国力有限且仍处于经济恢复期，埃及当前外交只是一种“进攻性防御”。历史记忆和现实因素的制约，也决定了埃及无法在地区冲突中“打头阵”。

　　7月20日，埃及议会与会议员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埃及军队在境外执行战斗任务，“在西边战略方向打击武装分子和外国恐怖分子，捍卫埃及国家安全”，这反映了埃及与土耳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已进入白热化。

　　面对自身力挺的“国民军”在土耳其等国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凌厉军事攻势下节节败退，埃及充满危机感并不惜“赤膊上阵”。

　　不仅如此，土耳其官方媒体安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可靠消息”来源称，埃及方面已派遣150名士兵前往叙利亚伊德利卜。

　　埃及上述种种举动，令国际社会充满想象的空间，貌似埃及总统塞西治下的埃及已经走上对外扩张乃至重新崛起之路。但国际关系中诸多激情澎湃现象的背后，往往实质上是当事国“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埃及此番连环举措亦是如此。

　　虽然埃及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倍受尊崇，也因贡献了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这两大公共产品而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旗手”，但历史与现实的强大反差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一蹶不振和对以媾和，使得埃及日益呈现出战略收缩态势。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巨变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也令埃及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热度”有限。

　　尽管埃及主观上也有恢复大国荣耀的雄心与壮志，但囿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足且处在“阿拉伯之春”后的总体恢复期，埃及当前并无外交战略层面的根本突破，其近期的军事举动更多是被动应对，很好诠释了什么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具体而言，埃及的“进攻性防御”与当前埃土关系，特别是埃土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态势走向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地缘战略层面。埃土在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扼守利比亚东部的“国民军”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上风，然而今年利比亚战局出现逆转，民族团结政府不断东进并试图向利埃边界推进。

　　作为利比亚的东部邻国，埃及承受了巨大的地缘战略压力，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愿看到民族团结政府彻底击垮“国民军”并最终兵临利埃边界的不利局面。

　　正因如此，与“国民军”结盟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允许埃及武装力量介入利比亚冲突，这与埃及方面“一拍即合”。

　　尽管埃及并非叙利亚战局中的主要“玩家”，但埃及支持巴沙尔政权。埃及军事介入叙利亚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但由于叙利亚与土耳其接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土耳其带来地缘上的心理压力。

　　其次，地缘经济层面。随着围绕东地中海油气开采的博弈日益激烈，埃及与希腊、意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等利益攸关方加强协作，于2019年1月便在开罗召开东地中海油气论坛。不仅如此，埃及正努力成为东地中海天然气中心。

　　埃及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问题上矛盾不断，土耳其则加强与其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抱团取暖”，这也直接导致了今年1月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与土耳其断交的决议，其理由是拒绝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与土方签署的有关地中海“海事管辖权”的谅解备忘录。

　　最后，地缘宗教层面。埃及军方长期以来对穆兄会采取高压态势，而萨达特总统被刺身亡事件则是两者冲突关系中的标志性事件，埃及军方罢黜穆兄会民选总统穆尔西便得到了有关势力的默许。

　　当前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主要的宗教支持方便是穆兄会，而土耳其正发党政权与穆兄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对埃土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埃土博弈的加剧使得埃及似乎出现了外交战略突破的“契机”，但这只是战术上的调整且仍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

　　首先，中东战争的历史记忆和代理人战争的博弈形式难以让埃及轻易走上扩张之路。埃及在中东战争中不仅经历了失地与惨败，还使其阿拉伯大国地位受到根本动摇，这种历史记忆使得埃及在对外战争上保持基本的审慎情绪。

　　此外，埃土在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形式上决定了两国会尽量避免直接兵戎相见，“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便是此理。

　　其次，海湾国家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重心所在，更有强大经济后盾“加持”，这使得埃及不得不低调行事。

　　“阿拉伯之春”以后，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重心向阿拉伯半岛偏移，沙特等海湾君主国更是对阿盟决议形成了强大的塑造力。

　　此外，当前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具有明显的多元交叉的特点，施动方与代理人各自的数量与关系错综复杂。

　　就利比亚战局而言，“国民军”的支持方除了埃及以外，还有俄罗斯、法国、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作为海湾“金主”享有巨大的话语权。

　　埃及正在经历“阿拉伯之春”持久政治动荡后的恢复期，塞西政府在政治合法性上亟须得到大国支持，其经济重振与发展也离不开沙特等石油大国的“护持”，因此其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无愿更无力扮演“打头阵”的角色。再加上当前沙特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其在经济上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也会波及埃及。

　　总之，埃及当前的被动任务型而非战略主动型“调兵遣将”并非高歌猛进般的战略与外交突破，而只是试图稳住基本盘的保本举措，其背后深层次的主客观制约因素正不断浮现。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