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黄背心”运动已进入第7周，其背后折射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许多深层次问题，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众受“黄背心”启发，正以类似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抗议，这也是“黄背心”运动向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蔓延的原因。

　　经济实力是各国发展与稳定的基石，也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基础。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借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剪刀差”获取比较高的利润。同时，外部世界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小，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不少居于垄断地位，为高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质支撑。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国这样的传统发达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快速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新兴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很多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跨国公司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但本国劳动者却失去很多岗位，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同时国内产业竞争压力极大，以往的优势比如法国汽车业优势不再，国家税收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保持传统产业优势、开发新的生产动能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发展。更高层次的发展意味着更高层次的教育与科研投入，这就需要压低社会生产成本、增加产业竞争活力。因此，马克龙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减税增强企业活力，通过压缩社会福利削减政府负担。问题是，减税会带来财政收入减少，压缩社会福利开支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应该说，公平与效率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矛盾，现在这对矛盾变得越发难以平衡。

　　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税收、高工资都是历史形成的，在历史上曾经有实施条件，现在则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不减不行，但要减下去绝非易事。而且，相比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国家，以法德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国家还面临更高的国家福利成本。相比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以后推行的改革，降低社会负担，削减劳动力竞争成本，使德国可以集中精力于创新产业。尽管施罗德个人政治生涯因此受到影响，改革却成功了，其效果后来得以体现。可见，改革是必由之路。

　　在法国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困境，想要保持优越的“生活品位”，但竞争优势已经不再;国家急需改革，但多年经济低迷导致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对变化非常敏感，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限。同时利益多元化、政党碎片化、抗议动员网络化、政府行为短期化、民主要求极化等“民主弊病”，以及人口老龄化、民粹主义崛起、难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因素，使得改革环境脆弱，政府改革空间非常狭窄，稍不留心就会出问题。

　　特朗普的改革也是在类似背景下推出的，但美国的整体竞争力比法国要强。而马克龙的难度在于，他的社会政策是左翼的，经济政策却是右翼的。习惯了高福利的民众，养成了“谁都知道要做出牺牲，谁都不愿做出牺牲”的狭隘想法。以往有政党与政府来调节各阶层利益，但在网络时代，不满向各阶层病毒式扩散，以往习惯于跟工会谈判的政府失去可以对话的明确对象，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不知道改革该往哪个阶层、哪个方向去。这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

　　对于欧盟国家而言，还有一个限制因素，就是欧盟对预算赤字、债务等的规定，限制了国家调节工具的使用，使政策改革更加僵化。如法国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考虑欧盟的许多规定和要求。

　　应该看到，在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靠前，问题是在红利越吃越薄、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吸取以往教训，将改革推行下去。马克龙的方向是对的，但他年轻气盛，不是很注意改革方法，采取“齐头并进”的方式，这种负担的累压终于借燃油税问题爆发。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些关键点。成功的改革要有良好的国内基础、较好的国际环境以及有效的政府改革政策，具体来说：改革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凝聚人心，要避免被“民主弊病”折磨得诸事难为;要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只有不断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带动共同富裕，让社会公平有更多调节手段，让人民满意、社会稳定;改革要分步骤，从易到难、逐步推开，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先行先试;要注意处理近期利益、近期目标与长远利益、长远能力的关系，不要急于许诺，陷入短期政府、矛盾社会、无效治理的循环;中国的改革开放让社会各阶层都从中获益，而西方的改革以往一定是要有部分人付出成本。在改革空间很小的时候，改革的技巧就要越发细腻，讲究改革的策略，提高治理能力，做通各个阶层的工作，不能像此次法国改革一样，在经济刚刚出现起色，社会还经不起折腾的时候，就一剂猛药灌下去。(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山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