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政府近期在其对华策略中比以往释放了更多的“对抗”意味，不少人在探寻其根源时都提到美国媒体和相关人士在翻译中国文献和概念时，由于“误译”(有的是有意而为之)导致一些美国人对华认识产生了误解。这也反映出，在当前的信息扁平化时代，我们在国际话语权建构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翻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翻译被赋予了富国强兵、开启民智的使命，翻译活动异常活跃，翻译内容非常丰富。梁启超曾经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译入中国的不仅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新的思想观念、术语概念，在改变中国的器物文化的同时，也在更新和塑造着中国的现代观念体系和话语系统。

　　必须看到，近代以来的翻译活动是以译入为主的，这虽然彰显了中国人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文化的包容吸纳特点，但也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位次，是规模大国，实力弱国;传统大国、科技弱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实质性改变，国际吸引力不断提升。这也反映在翻译上，单向的对内翻译活动正在向译入与译出双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转变，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西学东渐格局蓄势待变。

　　我们正在经历着这种变化。统计显示，我国的版权输入输出比例已经缩小到2.6[∶]1，包括图书在内的许多文化产品通过翻译等多种方式大规模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国际社会面对快速发展、深刻变革的中国，逐渐放弃好奇猎奇心态，程式化乃至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倾向，与以往相比，有着更加主动、更加迫切地全面深入了解、理解、认识当代中国的理性需求。对中国来说，面向国际社会的聚焦，需要更准确地表达自我、更有力地阐释自我，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合理的发展道路提炼为融通中外的理论概念，提高面向世界的自我解释力、学理说服力，进而增强中国在国际各领域中的话语权。

　　因此，对外翻译是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工作，可以为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准确表达、生动展示和有效传播提供可靠的文本。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翻译市场成长迅速，参与队伍不断扩大，翻译语种和翻译内容不断增加，翻译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尽管如此，关于翻译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制约了对外翻译在国际话语权建构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第一个误区是翻译过时论。一些人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在学习汉语，并且机器辅助翻译的应用越来越广，因此翻译的作用会越来越少，最后会过时乃至消亡。这固然是我们都期待的愿景，但实现起来需要时间和努力。一方面汉语是独特的语言系统，汉字是独特的表达方式，口语交流与书面表达有着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机器辅助翻译要转化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复杂话语体系，还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不能简单将学语言的等同于懂翻译的，忽视翻译专门人才的培养;也不能把翻译完全交给机器，这虽然提高了效率，却产生了许多翻译上的笑料，甚至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对中国来说，翻译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个误区是翻译传播论。固然从广义上说，翻译也是一种传播，也要追求传播效果。但是翻译的内容或者类型决定了不能采用单一的大众传播标准，不能简单地为了“服务读者/观众”放弃翻译的立场，也不能为了追求流行或者畅销，过度迎合对象的偏好，随意改变一些重要概念表述的规范译法。政治类作品的翻译尤其要把讲政治与重传播结合在一起。除了要让受众容易理解外，更要重视对原义的服从，对原文的追随，尽可能完整地表达出文本和概念背后蕴含的价值判断、理念倾向、以及话语风格等。

　　近些年来，不少国外媒体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动态和重要理念，因而在报道中翻译有关中国的表述和概念越来越多，有时候是引述中国机构的翻译。而我们有的机构译文粗糙随意，降低了翻译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有的机构为了求新，随意修改长期沿用的规范译法，还美其名曰话语创新，在一定范围造成认识混乱。这些做法都没有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来认真对待对外翻译工作。

　　第三个误区是译法追随论。如何翻译好一些重要概念术语，特别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概念，一直是个翻译难题。有些概念术语，本来是外来语译入的，可以追溯到原词。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已经本土化了，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原词。大部分政治性的概念术语，都是本国独创的，具有特定的含义和价值判断，很难在对象语找到对应的概念或解释，即便有类似的说法，也要谨慎使用。因此，在对外翻译中，不能简单地追随对象语已有的概念表述，避免陷入话语的陷阱。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了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新理念，之所以在认可程度上没有达到预想，原因之一就是其他国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采用了“政治正确性”原则。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访华期间直接引用了中方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要坚持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遭到美国媒体激烈批评。

　　要避免这些误区，就应该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高度认真地对待对外翻译工作，明确翻译的原则，探寻翻译的规律。国际话语权在形式上是一套话语体系，需要严密、自洽、可理解，因此与之相关的对外翻译要遵循准确、规范和沟通的基本原则，为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基本的表达元素，基础的文本依据。在面对西方一些媒体使用中国的概念时采用 “政治正确性”原则，我们的对外翻译工作者更要努力自觉地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构建高度来认识自己的工作，增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能力，夯实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语料文本基础，并且推动国内话语体系建设开放性的提升。

        (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