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跨年夜，湖南衡南县三塘镇的罗氏夫妇被自己十三岁的儿子锤杀。事发三十多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弑亲者有智力障碍的姐姐在讲到这件事时，只会说几个零碎的词语：钱，游戏。亲戚据此理解，是父母不给儿子钱打游戏，引发了血案。可这条线索如此破碎模糊，现在谁也说不清，少年真正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起案件：湖南沅江泗湖山镇，十二岁的少年小吴朝母亲连砍二十刀，致其当场死亡。冲突的起因，现在想起来很是匪夷所思，小吴偷偷抽完了四包烟，妈妈发现后大为光火，举起皮带打了儿子一顿。

　　这两起惨案只相隔十几天，震惊叠加，寒冷彻骨。

　　人们显然慌了神，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就没有停过。关于这个问题，刑法专家说得很明白，简单降低年龄非但不能遏制犯罪，还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新问题，是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但是大家的焦虑是真实的。尤其是沅江弑母案后，当地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置如此年幼的罪犯，一度想让他回到学校上学。家长们群情激奋，最后小吴被送到长沙接受管束教育，衡南县也有意参照此方案，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个不坏的结局。不过，焦虑远没有平息。很多人不能理解，年幼的子女如何下得了手，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父母。小吴即便在警察面前认错，也只轻飘地吐出一句“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小罗写下过表达孝敬双亲的作文，可举起锤子的那一刻，写在作文纸上的词句似乎只是纯粹的修辞，触动不起心底的一丝波澜。

　　“不能理解”的事却接连发生，这本身比不知道如何惩罚和矫正“小恶魔”，更让人担忧和警惕。

　　这两个年幼的弑亲凶手，多少都和“留守儿童”沾边。小吴的父母在外打工多年，早年在爷爷奶奶无当的溺爱下生活，妈妈回来后，又开始了粗暴的“严管”，矛盾不断升级。小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可是母亲和姐姐都有智力障碍，父亲忙于生计，很少陪伴，只能惯着孩子，以此“弥补”。

　　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我们对留守儿童的印象，这一切，也完全没有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

　　对“留守儿童”现象本身，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也从没有真正了解过。我们抽象地知道，他们孤独、缺少陪伴和适当的教育。可是，我们其实完全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长大的。我们只知道，青壮劳动力离开了，但与之息息相关的乡村伦理失落、精神世界的凋敝，我们却难以真正觉察。连接彼此的，只是质朴的同情，或者茫然的恐惧。

　　很少有人会突破人格极限，酿成弑杀父母的人伦惨案，但孤独的生长环境、贫瘠的精神世界，早已埋下了不祥的种子，结出各种让人费解的恶果。学者张丹丹做过针对留守儿童犯罪的调查，在她走访的男子监狱里，有17%的服刑人员曾经是留守儿童，忍不住让人设想未来十年的犯罪情况，具体情形自然难以确定。

　　作家袁凌在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里，写过走上犯罪歧途的留守儿童的故事。这篇长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细致地还原了几位主角的成长轨迹，努力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中最叫人感慨的，是化名崔凯的小伙子的经历。和其他几个一路迷茫、一路沉沦的孩子不同，崔凯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攒下了十万元的积蓄。可和同事的一次龃龉，又不经意勾引出他心底的恶兽，他抄起红酒开瓶器，刺瞎了同事的眼睛。

　　崔凯一度以为，孤独童年留给他的自卑和恐惧已经逐渐消失，但现实是，阴影一直在那里，即便他已经很努力地融入正常的生活，早已不是动辄跟人打架的“坏孩子”。

　　袁凌把崔凯们的生活轨迹，形容为“抛物线式的沉沦”。下坠几乎是宿命，只是你没法知道，他们最后会跌落到哪里。也许你很想拯救他们，可前提是，你得找到轨迹的起点，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命运“抛”出去的。

　　精神不能互通，公共治理便无从下手。想要真正的改变，需要的是更多像张丹丹、袁凌们那样的努力。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

　　三塘镇是“全国小康示范镇”“全省经济强镇”，还是湖南省“诗词之乡”，沅江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它们不偏僻荒蛮，也不是赤贫。极端案件有其偶然性，难以简单归因，可本该民风淳朴、传统深厚的地方接连发生人伦惨剧，更警醒人们留意社会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空洞。如果不能找到“抛物线”的原始驱动力，改变滋生“小恶魔”的土壤，谁也不知道，悲剧的魅影，会投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