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最近向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发出参加明年七国集团（G7）峰会的邀请。英国首相办公室称，这一邀请旨在“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促进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虽然没提中国，但不少媒体猜测，如果G7峰会明年扩容，中国议题料将成为重点议题之一。

　　英国早在今年5月就蠢蠢欲动，抛出G7加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组成所谓“民主10国”（D10）的概念，认为这一联盟既包括传统西方大国，又囊括印度、韩国等亚洲重要“民主国家”，探讨的主要议题可以包括5G和关键产业链等，目标直指中国。这次约翰逊政府正式向三国发出邀请，一方面是为脱欧后实现“全球英国”、办好主场外交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在呼应拥有特殊关系的盟友美国，追随其打造“反华联盟”，试图通过补充新鲜血液激活垂垂老矣的G7机制。

　　然而，G7以应对“中国挑战”凝聚共识、壮大力量，不仅将继续落伍于时代，还会进一步激化内部分裂。七国集团的前身是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五国集团，当时包括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此后意大利、加拿大加入，俄罗斯也曾一度加入成为八国集团。七国集团诞生的背景是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遭遇经济困境，希望通过这一机制商讨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背景凸显了G7机制的陈旧与无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遭到削弱，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国际格局进入转型调整期，“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难以阻遏。面对国际格局新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新现实，G7已无法代表国际社会主流共识，成为部分西方国家谋求私利的“小集团”。G7在今年迎接新冠疫情挑战时更显捉襟见肘，难以协调各国资源，更不愿借此聚焦亟需解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议题。而试图以联手对付中国为G7续命提供正当性，只会让这一机制越走越偏。

　　以美欧为主体的G7集团裂痕四现、大厦将倾，其原因还在于双方世界观、安全观、实力观的“三观不合”持续加剧。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曾指出：“美欧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出现分歧，在权力、权力的使用、权力的道德上分道扬镳。”奥巴马执政期间，由于其个人政治理念与欧洲相似，美欧理念之争似乎有所调和，然而自特朗普执政以来，这种观念之争再次凸显。拜登执政后，美欧将再度走近，但“特朗普主义”的强大遗产以及欧洲业已形成的战略觉醒，都无法让美欧回到过去。G7内部“路线之争”已成难以回避的现实挑战，而在此背景下的仓促扩员只会让原有分歧与问题愈演愈烈。

　　近二十年来，西方内部的裂痕持续加深，西方已不是过去的西方，也难怪欧洲发出了“西方缺失”的声音。一是世界观不合。美欧对世界形势的认知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极为负面和悲观，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世界正面临愈发激烈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博弈。拜登也不否认美国面临的激烈竞争，只是必须调整特朗普简单粗暴的竞争方式，重新回归以“伸手外交”为代表的“巧实力”。欧洲则依然认为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希望通过升级版的全球治理重振国际秩序。

　　二是安全观不合。特朗普政府的多份官方文件将中国与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大国竞争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挑战，拜登团队同样不回避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为主，辅之以有条件的合作。欧洲则认为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仍是跨国性议题，比如恐怖主义、传染病、气候变化等，并不把地缘政治挑战作为首要的外部安全威胁。

　　三是实力观不合。在对国际形势呈悲观的判断下，美国更强调硬实力，特朗普提出的强军政策、以实力求和平均是这一看法的体现。拜登强调团结同盟和恢复美国世界领导力，也同样支持保持美国军事优势，包括加强北约建设以及继续推动优势军事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硬实力明显不及美国的欧洲更强调软实力和规范性权力，认为应当在国际事务上发挥规制性力量，不能一味追求军事实力。

　　由此出发，作为G7主要成员的美欧对如何与其他大国竞争的看法迥异。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霸权护持，急不可耐地打压一切有可能冲击其霸主地位的国家。欧洲更多考虑的是自身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秉持其固有理念和价值观的同时照顾盟友的关切和利益。因此，在对华竞争问题上，二者将产生鲜明区别，美国针对中国的是体系性对抗，欧洲对中国则是在同一体系内的影响力竞争。

　　英国邀请的三个“印太”国家同样各怀心思，让这一临时拼凑的联盟在形成反华共识方面难上加难。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因与中国维持紧密经贸关系，很难在安全和科技领域甩开膀子与中国全面对抗，印度虽一度想利用美国“印太战略”对接其“东进政策”，但也不愿因服从美国而牺牲坚持已久的战略自主。总之，G7不反思如何与时俱进，却妄想通过扩员和反华来注入生机，恐怕只会弄巧成拙，在衰弱的死胡同中越钻越深。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