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治理，旨在依靠多元治理主体，挖掘最多资源、形成最大公约数、制定最优决策，是村庄善治的基石。每个村民都是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元素，共同为推动乡村振兴贡献智慧。

　　近日，浙江乡村地区“自治消化矛盾，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的治理模式引发广泛关注，村民说事、板凳法庭、道德评审团等做法令人眼前一亮。其实，党的十九大以来，村民自治、法治、德治相辅相成的“三治经”早已为人熟知，但要把乡村善治的理念转化为创新实践，并通过治理机制的更新迭代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却让很多地方挠头不已。细看浙江相关做法，可以读懂“三治”背后蕴藏的关键一招——共同治理。

　　众所周知，村庄治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散。一方面，村庄内部凝聚力不强，村两委缺乏团结和带领群众的能力，结果很多村民游离在公共事务之外，更有一些难以约束的家族派系和村民个体，形成乡村秩序的反对者。另一方面，村庄治理缺乏外部助力，即便是县乡包村、入户走访等机制，也是不同部门各说各话，难以真正做到治理重心下移、关口前置。依靠农村党员干部单干，不仅很难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精髓和关键，甚至诱发新的村庄矛盾。

　　事实证明，只有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发力，搭建协同治村的机制平台，才能摆脱治理结构松散化困境，治愈乡村关系松散、外部助力懒散、治理力量分散等顽疾，构建起与乡村振兴目标相匹配的治理框架。

　　集体讨论和广泛参与，共同为村民自治赋能。一些地方村民代表大会被搁置蒙尘，一个重要原因是共同决策力度不够。大水漫灌式的会议难以触及核心议题，看似村民代表都能到场，实则缺乏有效参与，既无的放矢又劳师动众，把村民代表大会开成了一年一回的投票大会。聚焦村庄治理的浙江样板，要弹奏好乡村善治的奏鸣曲，必须按住有事好商量这根主琴弦，从导向上鼓励广泛参与，村里的事商量着办；从制度上保障参与权利，“村民说事”对村民心事敞开大门；从效率上提高集体议事水平，先充分酝酿、再高效表决。如此，方能避免村民自治变成无序化、形式化的空壳自治。

　　送法下乡和资源下沉，共同让乡村法治扎根。多地针对村庄在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上的贫困，县乡司法、公安、城管、综治各线专业力量驻村到户，对村民习以为常的行为进行法律体检，对村民感知盲区施以法律咨询，对村民无力解决的痛点提供法律援助，多管齐下共同扎紧法治的篱笆，法律逻辑由此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应聚焦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聚拢多方力量组成和事顾问团与板凳法庭，既讲法理又讲道理，既查证据又重道义。不同部门在百姓家门口会同办公，让村民认识到行为选择的法律后果，用法律的方式消解萌芽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法治定分止争的功能在村庄发挥到极致。

　　民间团体和道德共鸣，共同给村庄德治增彩。伴随农村生活的现代化转变，血缘、地缘观念淡化，道德伦理的治理功能衰退。应在乡村善治的路上，借助共同治理，让分散的“道德因子”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治理装置：文明劝导团、道德评审团等民间团体加入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唤醒村庄公序良俗，纾解利益攀比的泛滥；评选身边好人和新乡贤，运用传统的乡土规则激发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旧祠堂和小广场变身文化园、大讲堂等公共空间，潜移默化培育村庄良好风气。非正式的村庄权力由此纳入共同的治理秩序，使基于面子、权威、德行而产生的治理变量转化为绩效增量。

　　共同治理，旨在依靠多元治理主体，挖掘最多资源、形成最大公约数、制定最优决策，是村庄善治的基石。每个行动者都是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元素，共同为推动乡村振兴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