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逐步越过追赶型发展的阶段，以模仿和学习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创新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这一点是普遍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中国突破以往站在巨人肩膀上、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微小功能和成本改进的“微创新”，具备普遍的创新、甚至原创性的能力，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去研究大量硅谷成功的企业发展史就不难发现，斯坦福大学是一个极为优异的创新摇篮。它提供的创新条件并不是体现在某种机制、制度，而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中国在推行高校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专利权该如何定价，如何界定学校与创业师生的利益关系。在一种全新技术出现的阶段，其专利价值是完全无法准确评估的，甚至连最终能不能成都是问题。如果市场上应用不了，那相应技术的市场价值基本就等于零。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制度规定都很容易使创业的师生与学校之间处于矛盾的状态。

　　但在斯坦福大学，我们却发现一种令人诧异的现象，思科、谷歌等企业都是直接从斯坦福大学生长起来的，他们在最初创业时基本上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使用斯坦福大学的专利和其他资源。如果创业失败，创业者还是留在学校，但如果成功了，斯坦福大学对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有担心。它主要通过几个途径实现。

　　首先，就算没有任何明确合约利益约束，斯坦福大学支持成功的企业也会通过校友捐赠给学校带来巨大的财富。斯坦福大学的运营资金中，21%来自校友募捐。这种校友捐赠并不是一种制度安排或任何法律义务规定(虽然学校也有负责校友捐赠的管理部门)，而是一种文化。当然，校友捐赠的钱来源可以是任何合法商业收入，并不一定是创新创业成功的收获。真正让校友捐赠更多建立在创新创业成功之上，这是斯坦福大学的过人之处。

　　其次是学校占一定的股份，起到孵化器的功能。这样在创新企业成功之后，通过退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获得大量收入。很多时候是斯坦福大学承担了天使投资的角色。斯坦福大学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最初是为解决学校运营资金来源问题，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创新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行为，尤其原创性的创新过程，其失败的风险非常高，并且周期也可能非常漫长。斯坦福所以能坚持，是鼓励创新不断获得正向的回报，从而不断将其强化成为一种延绵不绝的文化和精神。

　　以往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先将资源投入风险小、产出快的领域，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会逐渐走向研发和创新的道路，这也就是所谓的“贸、工、技”之路。但是我们发现，以往放下原创技术挣快钱经历会深刻地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和文化判断，使其在经营实践中潜意识里形成牢固的理念。这也是当下一些中国企业口头上把技术创新当做“政治正确”，事实上却避而远之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突破“微创新”的藩篱，我们应该注意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文化作用，培养看似无形的、与创新相适应的文化和企业家精神。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