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又有新动作。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检察机关将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等。

　　尽管这个规划还停留在“探索阶段”，但在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涉暴力犯罪案件“全面升级”的大背景下，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今年1月，湖南省涟源市13岁男孩用匕首杀害同班同学，而各地亦不乏类似少年暴力案件。让人深感不安的是，根据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这些罪错未成年人即便犯下了如此滔天罪恶，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年龄条件，轻松得到“宽宥”，免于受到刑事、行政责任追究。

　　不仅如此，对于这些免于法律制裁的罪错未成年人，还缺乏相应的教育感化挽救手段。尽管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有明确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这些条款过于“抽象”“空洞”——如果父母就能管得好，又何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如果延续过去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这些不安分的未成年人能否“悬崖勒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问号。

　　至于政府收容教养，也就是送工读学校，从理论上讲，也有一定优势。尽管在专家看来，这个国家为罪错未成年人开设的特殊教育机构，相比起传统学校，“隔离了违法未成年人原先所处的不良环境”“补充了普通基础教育的不足以及原生家庭缺失的情感和性格教育”“可以让违法未成年人处于多重保护和教育中”，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但也遭遇了“招生困难”“师资缺口”“数量锐减”等诸多现实困境。有统计表明，如今全国仅剩下93所工读学校，如何发挥这些学校的特殊作用，还需要更完善的制度措施。

　　从长远看，对于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重任不仅落在工读学校的肩上。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在代表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也有创新腾挪的发挥空间。比如，最高检所提到的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制度。从各国经验看，对已经存在一定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前，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挽救、行为矫治、习惯养成等预防性工作，以更好地遏制刑事犯罪风险。近年来，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不少类似“临界预防”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对于罪错未成年人，并不能“一刀切”“一锅煮”，根据年龄阶段不同，采取的处分措施也应有所区别。比如，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家庭的依赖很强，更适合在家庭环境下进行干预，监护人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当然，这并不代表可以脱离有关部门的矫治干预。对于已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则更适合政府收容教养，在工读学校环境下获得“重塑”和“新生”。从各地试水情况看，这种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的作用比较明显。2016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落实司法训诫、跟踪帮教等分级措施，其中98.4%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

　　从整体来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真正“成熟”，走出“试验田”，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比如，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临界教育制度，应当包括哪些必要的内容、程序、标准，如何确保矫治教育的合理性，恐怕绝非寥寥数语便能大功告成。至于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年龄阶段如何细分，处分措施如何拟定，也需要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之上“落槌有声”。不仅如此，在罪错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教育机构等扮演什么角色，也应整体谋划、一体布局，而不是让检察机关唱“独角戏”。

　　长远来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还应上升为立法，通过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修订，将先期的探索成果固化为法律规范，从而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罪错未成年人，以法治力量防止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