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或“株连”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管理方式，早就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现在，仍然还是会有一些“连坐式”处罚事件不时出现。

　　近日有媒体报道，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共和村发布《通报》称，该村有三户村民违规摆酒，根据村规民约，将这三户村民纳入“黑名单”，同时暂停他们所在的半坡村民小组公路硬化项目的申报。据报道称，事后共和村所在落雁乡对外通报，认为“暂停半坡村民小组公路硬化项目申报”的决定不当，责令共和村委会立即按照村民自治相关程序进行纠正。

　　此类事件并非孤例，就在共和村事件之前，在昭通市偏岩村同样发生了一人违规全村受罚的“连坐式”处罚事件。类似的“连坐式”处罚在社会上并不鲜见，比如，计划生育、拆迁上访和学生管理等领域时有相关报道。

　　“连坐式”处罚是对个人自我负责的否定。现代法律责任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认为个人要自负其责。所以，在我们的法律处罚中才会有“罚当其人”和“罚当其事”这种观念。这些观念表明，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而不需要为他人的过错承担责任；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承担责任，而不用为自己没有做过的错事承担责任。“连坐式”处罚的依据恰恰与此相反，由于三户村民的违规摆酒，整个半坡村民小组要因此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种处罚的变相扩大和加重。对于其他村民而言，无辜受罚违反了基本的自负其责观念，也是对每一个村民自我主体性的否定。

　　“连坐式”处罚是一种懒政怠政的治理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非只需要单一的指标，比如效率，还有诸如公平等要求。连坐式处罚对于管理者而言，可能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它将管理和监督的责任分配给了被管理者，让被管理者之间相互监督，而被管理者为了确保自己不因他人陷入不利境地，也会不得不尽力承担起监督他人的成本。在现代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管理者需要依法确定违法者，依法认定违法者的责任，这个过程需要管理者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但“连坐式”处罚将这种责任转嫁给被管理者，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怠政表现。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现象也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还存在旧思维和传统的阻碍。

　　“连坐式”处罚的效果弊大于利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连坐式”处罚产生的后果有两种不同的趋向，这两种趋向建立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连坐式”处罚可以增强集体荣誉感，可以增强集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在为了避免“连坐式”处罚结果的目的下，实现先进帮助落后，最后实现共同进步。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人性善的假设。相反的观点认为，“连坐式”处罚的规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消失，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成本增加，相互之间都处于监督与被监督的状态。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举报揭发会成为一种常态。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人性恶的假定。相比较而言，前者观点中后果的出现需要特定的条件和领域，如在战争状态下。而后者观点中的现象在社会中更为普遍，更符合人性的复杂性。因此，作为一种制度的“连坐式”处罚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应该被彻底扔入历史的垃圾堆。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