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一些地区楼市逆调控方向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关。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放弃土地财政，意味着投资增速、税收增速乃至经济增速的下滑。然而，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土地财政难以持久，不可持续，切不可迷信。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一方面，正面临“稳中有变”的外部环境，发展充满着外部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从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各地要从本地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经济基础出发，寻找并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使地方经济彻底摆脱经验或可资借鉴。

　　作为在2016年9月30日打响本轮楼市调控第一枪的城市，北京市在近两年的调控中，采取了多项调控措施，并始终坚持“限房价控（竞）地价”的“双控”措施，使曾经炙手可热的土地市场保持总体稳定，也使调控期间新建商品房及二手房价格在多数时间内保持“环比不涨”、同比涨幅有限的状态；曾经“地王频现”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土地成交面积及金额也都持续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北京市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和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调整结构，推进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上半年，北京经济同比增长6.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二者有交叉）分别增长17.1%和12.7%，分别高于平均水平8.8个和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7.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3%；中关村示范区规模（限额）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同比增长14.9%。新的增长点有力地支撑了地方经济发展，使其在基数较大的基础上保持了与全国相同的增速。

　　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楼市调控进程中也取得了实效，实现了多数时间内的环比、同比不涨乃至略降。这也得益于其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改变了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虽然一些三四线城市在资金、技术、经济基础、科研水平等方面不具有一线城市那样的优势，但船小好调头，且各地有各地的优势。比如，贵州省近年来积极发展培育大数据及相关产业，上半年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3.2%，在各行业投资额中位居首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8.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位居首位；1月份至5月份，贵州省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0.5%。这都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增长。

　　相关省份的实践已经证明，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恰逢其时。关键要抓住机遇，选准方向，知难而上，勇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