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行事，大可自由自在，又何必害怕被追究法律责任？反过来讲，如果以极端暴力行为宣泄私愤，那么无论戴不戴口罩，都一定会被打出原形，最终付出追悔莫及的代价。
6月9日以来，香港街头出现的多起游行示威中，许多示威者戴上口罩，装扮奇特，让旁观者既感到诧异，又觉得诡异。
不少西方国家已经订立“禁止示威蒙面法”，违者可处以监禁或罚款。8月17日，在德国科隆市由中国留学生和海外侨胞举行的“爱国护港”集会现场，一名戴着口罩、来自香港的示威者跑来搅局，这一次他未能获得“蒙面示威”的优待，而是被德国警察强制要求摘掉口罩。法国为了应对“黄马甲”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今年4月紧急通过《反暴力示威法》，把蒙面抗议作为刑事案件，如果不摘掉蒙面工具，就视为一种刑事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一年徒刑和最高15000欧元罚款。
鉴于当前香港频频出现示威者戴口罩上街并作出违法暴力行为，香港亦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制订禁止蒙面示威的相应法律，防止少数激进分子借口罩壮胆而冲撞法律底线，危及无辜市民、警员、游客、记者人身安全。
示威者戴口罩上街，主要动机无非是两种。但这两种动机，都很滑稽。
动机之一，是为了表明身份归属，表明自己是反对派和所谓“逆权者”。通过戴口罩以及着黑衣等其他另类装扮，来和不戴口罩的广大香港市民“割席”，刻意撕裂香港社会。此种站队的方法何其荒唐！这些戴口罩的示威者回到家，面对的却是不戴口罩的街坊和父母；进商场购物，参加康体文娱活动，或者和恋人外出用餐，也不得不摘掉口罩。口罩毕竟是身外之物，一个可以随手摘掉也能随时戴上的口罩，实在代表不了什么。
动机之二，是为了逃避罪责。示威者认为，戴上口罩就相当于“变脸”，即便毁坏公共设施甚至殴打他人，也会因为自身面部无法辨认而逃脱罪责。这种看法，其实恰恰说明，一些示威者很清楚殴打路人、警员、游客或者围攻警署、破坏交通等行为的非法性质。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不清楚用口罩掩盖真面实乃徒劳。戴上口罩岂能逃脱罪责？今天视频图像等各种科技手段十分发达，要在人山人海中迅速锁定一张人脸亦非难事。即便是通过露在口罩外的眼球，也能精准、秒速查出其主人身份。换句话说，在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为的示威者，能够“出卖”自己的许多身体特征，都是口罩遮不住的。以为戴口罩就能变成“无影脚”“迷踪拳”“隐身人”，是对现代科技的无知和藐视。
无论是谁，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行事，大可自由自在，又何必害怕被追究法律责任？反过来讲，如果以极端暴力行为宣泄私愤，那么无论戴不戴口罩，都一定会被打出原形，最终付出追悔莫及的代价。
一言以蔽之，在示威过程中戴口罩是一种拙劣的政治表演，也掩盖不了任何违法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摘下口罩，放下执拗，回归不戴口罩的正常生活，告别鬼鬼祟祟、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日子，堂堂正正做人，多好呀！
就在上月底，和林格尔县也召开了政务服务相关会议，提出要“从便民利民的角度出发”，做到“资料互通、信息共享”。期待该县这项工作能真正做实，起码那个收据抬头是“乐乐百花摄影店”的窗口，该好好整治一下了。建议群众再遇到这样的窗口，不要向物价部门投诉，这不是单纯的物价问题，不妨打给纪委试试看。
暑假已过数周，不少家长都让孩子参加了暑期游学项目，特别是赴海外游学，费用自然不菲。高昂的游学费用，让一些家长感慨“养不起娃”的同时，也带来了攀比现象，最终却让鱼龙混杂的游学中介机构获益。
8月8日晚，在第11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二青会）在山西太原隆重揭幕。
7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通过其官网发布了一篇公告，对复核检查严重不达标或存在问题的7家5A级景区进行了处理。这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乔家大院”，它被取消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本报在昨天报道了淳安农村女孩郑玲艳虽然家境不佳，却不信命，通过自强自立，最终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事情。笔者看完，颇为动容。
8月19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指导、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发现最美铁路·重走丝绸之路”活动正式启动。在看似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黄涛和张海波们却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创造了精彩人生。他们的成功秘诀在哪？或许，正如那句“天道酬勤，业道酬精”一样，是工匠精神成就了他们。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微博热搜上蓦然出现了#周南医生去世#的消息。很短的时间，无数支蜡烛在社交平台上点燃，上万名网友沉痛送别……
81岁的杨冠淼在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工作60余年了。1958年，为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上海华东钢铁建筑机械厂召开动员大会，准备抽调一半的人员和设备到广西柳州一个新的工厂，杨冠淼就是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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