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南大街一家单位墙上挂了一块牌匾，印着五个黑色大字：“不文明单位”。媒体报道称，由于该单位不仅没有履行“门前四包”责任，还以不文明方式阻挠监督，影响恶劣，因此被挂首块“不文明单位”牌匾。

　　城市开展文明创建，要求各个单位做好“门前四包”理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评出文明单位、不文明单位也不无道理。要明确的是，评选和奖惩只是手段，敦促各个单位切实承担文明创建责任才是目的。勒令相关单位挂上“不文明单位”的牌子，出发点只能是善意地鞭策和提醒，而非羞辱谁。

　　挂上这个牌子也并不意味着就被打入另册。相反，制度设计上应该建立明确的动态退出机制——只要整改到位、评价合格就应该准予摘牌。从此意义上说，“不文明单位”的牌子挂上去是为了“摘下来”。

　　就咸宁市的做法而言，“不文明单位”的认定有制度安排在先、问题发现在后——被挂牌单位不仅落实“门前四包”不力，还阻挠监督，说它“不文明”并不冤枉。然则，从该市月初出台“门前四包”责任追究办法，到挂出第一块黑牌，时间间隔较短。在执行中，有没有考虑到政策宣传落地需要的时间，有没有自查自纠和限期整改的安排。如果不给基层单位补救的机会，会不会给人只注重行政手段而不注重宣传教育之嫌。

　　此外，当地颁发的黑牌上，仅有“不文明单位”几个黑色大字。“文明”的含义很宽泛，这个单位是“门前四包”做得不文明，并不意味着在业务办理上、服务态度上、人员素质上都不文明。越是负面惩戒，越要精准，不能笼而统之，否则很容易导致“惩罚强度的扩大化”。

　　基层治理需要探索创新。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对治下单位进行“红黑榜”“优劣榜”之类的评比。这种类似考试成绩排名的做法，的确会给相关单位造成较大压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倒逼后进、促其知耻后勇的效果，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做法放诸四海而皆准，更不意味着可以不加节制地“大力推广”。相反，类似做法必须非常慎重，避免滥用。

　　《清史稿》载：清朝雍正年间，大臣钱名世犯了事，雍正皇帝就让人刻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挂在他老家的门上，并让当地官员每月初一、十五上门查看悬挂是否正常。对这样的手段，时人都觉得是扣帽子、羞辱人，“杀人诛心”有失文明。这提示我们，奖优惩劣无可厚非，勒令不文明单位挂黑牌也尚可尝试，只是执行中务须严格审慎，避免它异化为一种简单的“贴标签”做法、一种粗暴的羞辱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