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术大众化，是要让专家之学接地气、有人缘，提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引导大众形成健全的价值观，而并不是要降低其学术含量，把它简化成“心灵鸡汤”

　　专家者，常常因为“专”而小众。一位理论界同行说过，理论书就应该写得难一些，深一些，高大上一些，这样才可以设置专业门槛，让那些想浑水摸鱼的人望而却步。我自己在给一家权威刊物投稿时，也因为将随笔笔法融入论文写作而被外审专家和责任编辑同时提醒，紧急叫停。同行的想法与责编的提醒不能说没有道理。不仅是因为深度的思想需要深度的学术语言加以呈现，从而确保其原汁原味，不至于被稀释之后变得清汤寡水；而且也因为学术发展至今已形成诸多通行规范，不按规范来，很可能就会触礁翻船。

　　如此看来，在学术场域之内衡量，专家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似乎天生具有合法性。然而，久而久之，它们也越来越面临着许多问题。学者陈平原早就指出：“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如果人文学术只能呆在象牙塔中，不落地、不及物，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这是我们倡导学术大众化的主要原因。

　　从人文专家与大众的关系上看，人文学术大众化也是大势所趋。社会发展至今，已不得不正视如下事实：专家可能还是原来的专家，但大众已不是原来的大众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前专家是“信息富人”，大众是“信息穷人”，这种不对称让专家变成知识的垄断者。然而，随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变革，大众开始分享原来专家才有的知识资源，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专家不相上下。在这种格局中，专家与大众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调整，专家之学需要获得新的呈现，专家之学的大众化之路自然也有更迫切的努力方向。

　　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平民化时代，人文领域的专家如果仅仅拥有知识，仅仅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已无法体现出自身优势，在知识的占有之外，他更应该成为学问的深度开掘者，成为思想的精心打磨者。也就是说，比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更重要的是有问题意识，会思考，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这才是以专家之学影响大众的前提条件。

　　我们的很多专家并不缺少精英意识，但面向大众的意识还不充分。许多时候，他们著书立说，心中大概是没有读者的——不仅没有普通读者，甚至也不怎么在意专业读者。他们大概觉得，著作文章越写得莫测高深，才越显得自己学问大、水平高。于是，专家之学终于成为小圈子里的事情，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在沙龙中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艺术家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走江湖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我以为，这里把“艺术家”换成“专家”，在特殊学术领域其描述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此看来，专家有无大众意识，不仅关系着思想能否走出去，能否真正影响世道人心，而且还关系着学术的假冒伪劣问题。

　　法国思想家萨特的主张与做法值得一提。当他意识到读者大众的重要性时，不仅向知识界呼吁：“必须学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地写时评、写剧本，甚至把他那本整整一公斤重可以当秤砣使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简化成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国学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朱光潜先生既写过《西方美学史》之类的高头讲章，早年也写过《谈美书简》《谈文学》这样的“小书”，而无论是哪类著作，他都能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如此功夫，既是因为他学贯中西，也是因为他特别讲究作文之道：不仅要咬文嚼字，而且要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我自己在作文时，如果碰上兴会，筋肉方面也仿佛在奏乐，在跑马，在荡舟，想停也停不住。”正是依靠这种追求，他才把论文写成了大家可阅读的文章，努力把学问做到化境。

　　实际上，当人文领域的专家之学变得越来越佶屈聱牙，当“论文体”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文体时，一些专家已经有所行动：有人重视专家之学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有人强调“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有人开始了“具随笔之形，有论文之实”之类的文体实践。凡此种种，都让人意识到专家之学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当然，话说回来，行文简显浅，学术大众化，是要让专家之学接地气、有人缘，提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引导大众形成健全的价值观，而并不是要降低其学术含量，把它简化成“心灵鸡汤”。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领会了马克思的“说服”“彻底”和“事物的根本”，很可能我们也就掌握了专家之学大众化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