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尔吉斯斯坦特种部队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中，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被警方带到内务部接受调查。这个中亚小国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再次让世人侧目。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土中，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地占65%左右，适于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被天山西段阿拉套山等几条山脉分隔，形成以楚河谷地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和以费尔干纳谷地边缘奥什、贾拉拉巴德、巴特肯三州为中心的南方地区。

　　地理上的分隔使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方社会发展进程出现差异，民族心理、语言文化、政治传统以部族分野体现出各自的不同。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原有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之争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左右独立后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

　　2005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被认为代表北方集团利益的时任总统阿卡耶夫被来自南方贾拉拉巴德州的巴基耶夫推翻。2010年4月，巴基耶夫在一场全国性骚乱中被赶下台逃往白俄罗斯，楚河州出身的阿坦巴耶夫于次年登上总统宝座。2017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大选中，阿坦巴耶夫利用时任总统的行政资源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党派优势地位，精心安排被看好的接班人热恩别科夫顺利当选，似乎吉尔吉斯斯坦也完成了第一次非“革命”、非暴力、非违宪的最高权力平稳交接。然而，南北力量失衡的作用力最终仍然对国家权力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作为国家人口70%以上的吉尔吉斯族是一个长期从事游牧活动的古老民族，至今仍然在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上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特质。除部族政治文化特点外，东方型的集体主义、威权主义认同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政治的重要传统之一。这在中亚五国是个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基于此，中亚各国独立后均建立了权力相对集中的“总统制”国家政体。得益于这种适合于各自民族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政体，中亚各国克服了苏联解体带来的强大政治冲击和经济体系断裂影响，分别走出了主权独立后的艰难时期，并有效抵御和打击了曾经跨地区作乱的“三股势力”。可以说，中亚各国至今仍然坚持的“总统制”政体是实现其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中亚各国的普遍成功恰恰说明，由于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进程和社会进步的经历不尽相同，实现政治民主的探索路径不可能因循同一模式。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地区长期游牧社会传统保留得最充分的民族国家之一，却被别有用心地冠以“中亚民主岛”的标签，难免遭受盛名难副的洋罪。就在热恩别科夫当政后不久，吉政府出台法令严打“违背妇女意志的暴力婚姻”。今年初，据吉司法部门提供的数据，2018年里仍有3942名女青年被抢婚。

　　不成熟的现代民主理解和社会法制建设，加上错位的国家权力参与意识，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政治走向就是这样被“忽悠”迷失了。试想，一个纠集几十人冲击议会就能中止一项立法进程的国家，即使率先标榜由“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你能把它看作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出现了大片所谓“权力真空”。历史上一向被战略家们高度重视的中亚地区，其地处欧亚非大陆之间和各大战略板块结合部的微妙地位被大国看好。冷战虽然结束，却并不意味着零和博弈的停止。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大中亚计划”等等，试图占据和主导这一空间的地缘政治活动从来没有消停过。2001年，只因万里之外的纽约发生了“9·11”事件，中亚竟成了“反恐战争”的前沿。

　　因为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提供战略保障之名，吉首都比什凯克玛纳斯国际机场建起了北约在中亚的空军基地。其后不久，俄罗斯在距北约基地仅30公里的坎特机场也建起了空军基地。冷战后俄美军事部署“零距离对峙”的奇观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

　　在硬实力较量的同时，大国软实力竞争也在中亚开辟了第二战场。西方政治家发明了“改造后苏联空间”的概念。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各路非政府组织积极活动，用媒体造势、出口民调、街头“革命”等一整套做法将其认为仍代表苏联政治的领导人和政权颠覆。2004年，刚刚完成基辅“橙色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下属非政府组织网站上匆匆总结经验之后，原班人马移师比什凯克开始策划新的一场“郁金香革命”。

　　虽然对于中亚其他国家而言，被“革命”感染的概率理论上是一样的，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既没有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动员本国非政府组织主动应对的智慧，也没有卡里莫夫总统下令驱逐国外非政府组织的魄力，而是中了魔咒一般在“民主自由”口号下展开惨烈的权力争斗。这种“魔咒”何时在这个中亚小国终结尚不可知，但可以看到的是，正有好事之徒在别处将其高调祭起。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