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力推政府机构加大采购“美国制造”产品，以兑现其“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竞选承诺。前几天他又签署一份“升级版”的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采购监管委员会在180天内草拟一项新规，规定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货中本土材料的使用成本需占产品总成本55%以上，高于现行《购买美国货法》中规定的50%以上。行政令还特别提出要将联邦政府采购的钢铝产品中本土材料成本占比提升至95%以上，以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

　　在全球经济早已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上述行政令根本不像被广泛视为二战以来全球最大、也是最成熟市场的经济国家所为。因为，根据美国商务部对市场经济的认定，国家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遵守市场经济的相关基准，包括：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度，外资企业进入其市场的自由程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占有比例，政府企业行为和微观资源配置的退出程度，包括出口等内容的其他领域企业自由度及政府控制程度，等等。而上述六条标准的核心要义是要遵循市场规律，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对美国政府而言，其角色定位似乎更应接近于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的“积极不干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只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实践或经济政策从来不会呆板地兑现一般的静态假定。

　　早在1894年，美国即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之后，美国在历史机遇和多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不断整固自己全球首席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正式宣告美国登上全球产业与金融分工之巅。当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到世界40%以上。不过，从二战后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而言，美国一直是选择性地执行其信奉的市场经济标准。美国对本国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强度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它所指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从未放弃对农业的补贴，且长期密切关注主要(潜在)竞争对手在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一旦发现对美国形成竞争挤压便立即采取打压措施，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201”“301”条款即是明证。

　　众所周知，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根本谈不上贸易价值链的提升乃至标志最高分工水平的金融定价权。但美国曾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将近30年时间里过度重视发展金融业和房地产等服务业，使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 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唤醒美国人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在经济繁荣年代，处于经济分工顶端的金融业即便出现严重的生态异化，其外部负效应也容易被忽视。但当支撑金融业发展的实体经济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跳水的时候，金融业的自私面目及对促进广泛就业无能为力的弱点便暴露无遗。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则可以在较长产业链上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尤其对提高政府极为关注的就业率大有裨益。

　　正是看到金融业的上述弱点，美国决定正视本国经济发展的沉疴。早在2008年，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的劳拉·泰森就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是供应链中心，“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模式将在未来十年失效。而曾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萨默斯则呼吁奥巴马政府：“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世人发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开始将经济政策着力点调整到重视实体产业和出口导向的轨道上来，力推“制造业回流”和“出口倍增计划”，以便在修复经济失衡的同时，扭转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颓势。这一政策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仅被有效继承，甚至光之大之，成为“美国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7月15日甚至被这届美国政府定为“美国制造日”。

　　只是，全球制造业发展、产业变迁与分工格局早已发生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根本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成为最重要的制成品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不仅是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和适应市场竞争的结果，更构成了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良序生态的最重要基础。这一相对稳固的分工格局，不是美国政府通过鼓励给予来美国建厂的企业优惠政策，或以关税为杠杆引导“制造业回流”等扭曲市场经济规律的措施所能打破。

　　对产业分工有着透彻理解的苹果公司，2017年曾回应特朗普政府要求，承诺向美国一支新的先进制造业基金注资10亿美元，以扩大美国就业创造机会。亚马逊和英特尔也曾做过类似尝试。但事实却是，苹果公司今年6月决定将在美国组装的唯一主要设备——台式电脑转移到中国生产。正如强扭的瓜不甜，“强扭”企业回流美国或高举“国货”大旗贩卖“美国优先”，违背市场选择和产业分工规律的蹩脚计划和经济思维，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制造”的现实，也还根本支撑不起华盛顿的迫不及待。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