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风云激荡的2018年,展望新年,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是这一历史转折期的特征，各种矛盾叠加，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加深。

　　首先，在各国经济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和金融风险积聚，去杠杆等经济转型压力很大，保护主义卷土重来，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硝烟四起，使世界经济波动剧烈，不确定性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调低了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考验各国治理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可靠性。

　　经济波动源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各国经济调整困难不少，增速普遍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给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二是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没有减少反而增大，美元兼具国家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双重身份，却只顾其一不顾其二，与其他主要大国货币政策错配严重，对投资和贸易都有影响;三是科技革命对经济的冲击，技术进步既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有相当“破坏力”，譬如对传统制造业就业的冲击;四是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波动将更趋激烈，不仅给资源性经济体带来严重影响，也对资源消费国经济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为例。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占全球支付总额的42%，欧元占37%，出现美元/欧元双头垄断局面。但欧元目前十分脆弱，欧元区面临解体或缩小危险。美国主权债务已接近22万亿美元，其经济在全球比重下降到约1/4。其他主要货币日元、英镑、人民币等占比在上升。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较量将更趋复杂、激烈。

　　特朗普“美国优先”立场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可持续性信心减弱，日本、俄罗斯等国减持甚至抛售美国国债，一些国家扩大了黄金储备，美元储备货币地位跌到近半世纪最低点。2019年这一现象将更加凸现，金融风险增大必然加剧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均面临新金融危机的“灰犀牛”。

　　其次，全球治理将遭受严重冲击，碎片化更加严重，规则重新制定速度加快、难度加大，成为新年全球治理改革的焦点。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民粹民族主义使许多国家“身份政治”现象盛行，利益集团重组，政治极端化和“部落化”进一步发展。从英国退欧面临艰难抉择，到美国、意大利、巴西、法国等民粹民族主义逐步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反全球化、反对移民、反对自由贸易、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将遭受更严重的挑战，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价格大幅波动、金融危机风险增大等全球挑战的能力下降。

　　二、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和欧洲大国“资本与民粹”的矛盾将进一步加深，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继续扩大，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严重。无论法国“黄背心”运动、意大利“五星党”崛起，还是美国中期选举所表现的政治碎片化和最近政府再次停摆，都非偶然现象。如果这些国家继续被“国内身份政治部落化”和“对外民粹民族主义”所绑架，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普通老百姓对生活、就业、下一代教育的安全感将继续削弱，反全球化情绪将更加强烈。这预示着西方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再次“大爆发”。据统计，美国10%最高收入者占国民收入的47%，这一数字1980年是37%。法国、美国等最近采取的减税措施主要得益者依然是富人，而非广大百姓。持续了数十年的“资本主义温和期”(Great Moderation)已是明日黄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将进入大动荡、大调整的新阶段。

　　三、在世界亟需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常运营的今天，全球治理却挣扎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秩序的全球化与各自为政、自身利益至上的反全球化两大力量博弈之中，面临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的尴尬局面。从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到维护《核不扩散条约》的全球防扩散体系，再到主要经济体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完善，特别是世贸组织(WTO)的改革，如果无法凝聚各国尤其大国的合作意愿和共识，都将继续陷于“无治理”或“无法有效治理”的困境，导致各国的外部环境恶化，增加完成国内政治经济议程的难度。

　　再则，新的一年大国关系更趋复杂、多变，美俄、中美、英国与欧盟、欧盟内部等都出现地缘政治矛盾升级、战略性冲突加剧等问题，地区冲突不降反升，围绕未来世界秩序和战略平衡的大国竞争将加速，暗流涌动，成为国际关系的主线，不排除出现突发事件或冲突的可能性。

　　法国“黄背心”运动延续和放大了欧洲各国的排外和孤立主义现象，现正蔓延至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执政在不少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已然成风;英国脱欧对英国、欧洲、欧盟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都有意想不到的冲击;乌克兰与俄罗斯刻赤海峡对峙导致乌俄、俄/欧、俄美、俄/北约的战略矛盾都处于升级状态;中东局势更加动荡，美既插手中东事务又不想陷入泥潭的模棱两可态势将使中东乱象加深，难民危机、伊朗核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的解决前景更加黯淡。

　　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中美关系将依然对国际关系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当前的中美关系，更多反映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和全球系统性矛盾的凸现。美国目前对华定位的变化标志着中美关系竞争和冲突一面将更加凸显，未来竞争关系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危险性更加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中美联系日益紧密，美国想与中国全面“脱钩”谈何易事，也不现实。对两国关系，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必太过悲观。中美双边贸易如今已近6000亿美元，有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每年有300万中国游客到访美国。最近皮尤民调显示，38%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虽然略低于2017年贸易摩擦开始时的44%以及2012年大选时的40%，但美国年轻人对中国好感的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比例。

　　从全球治理层面看，中美都面临着众多全球性挑战，而这些挑战没有双方合作是不可能解决的。世界需要新的多边体系，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两国贸易摩擦就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相争的“阵痛”，如果双方都能顺应历史潮流，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基础上重塑新的多边体系，包括贸易体系，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后WTO改革、亚洲和世界安全体系的重构、世界秩序的重塑能否顺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和取舍。经过双方努力，中美从“合作的对手”到“对手的合作”的转变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是外交部原副部长、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