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生活在杭州的一名女“网红”和其母亲因遛狗时没有拴绳，致使其法斗犬突然扑向附近散步的孕妇。该母女不但不为恶犬伤人赔礼道歉，反而在争执中殴打孕妇，诅咒腹中胎儿，致使孕妇出现先兆流产症状。

　　平时温顺的法斗犬，若失控或激怒，则攻击性强，相当凶险，属烈性犬，在城市限养区是禁止豢养的，更不用说在公共区域遛狗还不牵绳。女“网红”殴打和辱骂孕妇，虽然个中细节还在调查，但她至少涉及这几项事实是确凿无误的：违反城市管理规定，饲养禁养犬;违反社会公德与公共场所犬只管理规定，携带烈性犬进入公共区域;违反进入公共区域犬只必须套项牵绳的规定;私德不佳，伤人不道歉，反而恶意通过粗暴的肢体动作、粗鲁的语言伤害孕妇及胎儿。

　　“网红”一下子变成“网丑”，这样的事例近几年并不少见。不良网红现象，在社会上造成越来越恶劣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需要强力综合治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网红”是图文与宽带网络时代的技术产物，是网络空间多元化及受众分层化后社会选择的结果，而非是“网红”本人一己之力的成就。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网络开放社会也是真实社会的一部分，“网红”的背后，肩负着社会责任与公众对其道德示范的期许。违背这一根本性社会规律，“网红”成“网丑”，成反面人物，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目前，在我国数百个社交平台上活跃着数万以上的“网红”，除了一些有推手操作的“假网红”外，大部分“网红”所圈占的粉丝，都是网络开放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自然添附，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恒定的潜性社会规范在起着调节作用。但就是一些“网红”，不珍惜这一网络社会的自然添附的馈赠，自恃有众多粉丝围绕，往往自我膨胀，错误地以为在这一粉丝包围的小社会里自己就是帝王，特权意识滋长，蔑视法律和公德，个人修养败坏，自我放纵，过度地消费了这一网络社交时代成名的机遇。还有一些“网红”，把丑视为美，以为只要博出位，就能收获一大批粉丝。诚然，在社会分层化和偏好多样化的条件下，确实会有一些跟随和附和者，但亚文化始终就是亚文化，并不能与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合拍或超越。

　　治理不良“网红”，一要治“事”，二要治人。以丑为美的反社会型网红，以缺德为传播内容的网红操纵，就得通过一系列的网格式或清单式禁止行为来坚决阻止。身为“网红”，若在社会交往中不守社会主流规范，失德丢人，就要坚决谴责，舆论同声斥责。若有不法违规之行为，治人的进一步扩展就是由执法司法机关追究相应责任。(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