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间，我国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建筑和运输三个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从48%下降到40%，降幅显著。这个变化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即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增加值比例先上升，到达45% —50% 之后开始下降。后面这个下降过程一般称为“去工业化”过程。

　　当前，国内对去工业化存在诸多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我国不再需要发展工业，而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了。这个误解的根源是没有认识到制造业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工业比例下降不等于工业增加值的绝对量下降，更不意味着工业的质量下降。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那些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在去工业化开始之后，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无不继续领先其他行业，制造业继续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引擎。制造业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其在两方面的特性有关。

　　一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远高于服务业。技术进步有两种：一种是提升生产效率，另一种是增加产品数量。制造业在两个方面都优于服务业。就效率而言，服务业效率的改进空间非常有限。比如，今天男士理发需要的时间和10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餐馆、旅馆等行业也基本如此，唯有金融业在最近这十几年有了实质性的改进。相比之下，通过资本更替和技术更新，制造业的效率可以在短期内成倍增长，比如，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上升了十几倍。就产品数量而言，服务业产品的数量非常有限，而制造业产品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而且，一些高端服务业产品的数量高度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比如金融、会计、咨询、设计等行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就几乎没有发展的潜力。

　　二是制造业生产可以跨境贸易的产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造业生产能力，就必须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本国的增长因而受到抑制。在上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贸易盈余并不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而贸易赤字也不降低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然而，这个观点经不起认真推敲。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比较薄弱，因而大量进口国外产品，那么这个国家的增长就必须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较低，且无法向高端发展，这个国家的增长率就会受到抑制。欧盟内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的制造业非常发达，贸易盈余很多，其经济增长表现也是欧盟国家里最好的，而南欧那些制造业衰退严重的国家，都被巨额的贸易赤字所拖累，在欧债危机之后一蹶不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制造业立国的原则。在过去70年里，我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一五”期间的重工业草创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既充分利用苏联156个民用工程的援助，也发挥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建立了我国民用和军事工业的基础。第二次浪潮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利用了国际资本市场低利率的契机，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成套设备，建立了像宝钢、燕山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奠定了我国的钢铁和重化工业基础。第三次浪潮是2001年“入世”之后的十年。利用出口加工业的带动效应，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工业就业比例在2001年—2010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相当于2000年前40年的总和。目前，我国成为唯一拥有全部联合国产业分类的国家。

　　如何在去工业化过程中持续提高制造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有些人认为，我国还没有进入去工业化过程，必须继续大力发展工业。然而，我国已没有全面扩大工业生产的空间。一方面，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成本压力挤压低端制造业利润;另一方面，国际上减排的压力上升，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空间越来越小。摆在我国面前的唯一选择是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提升效率和产品竞争力。

　　然而，走高质量发展的路不等于每个地方都去搞高科技。几年前，我国流行“互联网焦虑”，似乎企业不触网就死路一条;现在又流行“高科技焦虑”，似乎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如果不搞高科技就没有前途。然而，科技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高效和低效之分。高效的科技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低效的科技恰恰相反。再高大上的科技，最终也要落实到企业盈利上来。

　　经过三次工业化浪潮，我国拥有了在各个领域科技进步全面开花的资本。在移动通信、空间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我国进入了世界第一阵营，但在更多的领域，我国还处于追赶状态。但后者恰恰是我国的优势所在，因为这些领域的科技进步路线比较清晰，可以节省我国的追赶成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出口加工业过程，我国的出口产品回归到技术优势产业上，即自“一五”时期以来着力发展的机械制造业。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智能制造改造基础上的回归。事实上，我国已经涌现了大量产品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全面实现智能制造的隐形冠军企业。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足够的耐心，给企业转型升级的空间和时间。相信十年之后，我国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