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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官员荐书赞弹两难
http://www.workercn.cn201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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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8月30日《东方早报》的报道《江苏“官员畅销书”的政经逻辑》,我正儿八经想了好半天,还是想不出对这种官员荐书现象,是该为之拍手叫好呢,还是对之坏笑扮鬼脸。

    劝人读书总是好事吧。客家人就有诗书传家的好传统,他们祖上从中原逃难到江西广东等“南蛮鴂舌”之地,靠着这个好传统,人才辈出。客家谚云“养子不读书,好比在养猪”。自古以来,“劝农”是皇帝和地方长官才有资格做的:“劝学”则是人人可为,张之洞著《劝学篇》时是长官,最早的《劝学篇》作者荀子却是一私塾先生。

    如今不少官员也确实需要“劝学”,他们或耽于花天酒地地享乐,或忙于迎来送往地“应酬”,或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于是,不仅有一再重申的工作时间禁酒令,有一起又一起的官员“醉驾”惹祸,乃至出了“性爱日记”、“微博开房”之类丑闻。一般的干部,是好学上进,还是不思进取,其行为受社会环境影响,没有赏罚分明的选人用人激励机制,没有民主监督的工作压力,苦口婆心的“要他学”(“讲学习”)很难变成“他要学”(如欧阳修般不仅坐读卧读,于“厕上”也读书)。至于那些闹官场丑闻的不成器家伙,是书读得少吗?是被太放纵的权力宠得良心大大地坏了。别忘了,胡建学、李大伦这些“贪官书记”,以学者或作家自居,书可读得比一般人要多!

    再说,具体的荐书不比笼统的劝学,谁有荐书的资格?老师免不了给学生开书单,因为他是教师嘛。鲁迅先生曾被媒体要求给年轻人荐书,他就颇不情愿;不过,报刊作者哪怕是名家荐书,对于读者也只是一家之言。

    自古以来,位高莫如皇帝,但你可曾听说哪个皇帝曾向官员向百姓荐书?隋炀帝妒杀薛道衡,妒的是诗才,乾隆皇帝要人家奉承他有才,也不过是到处题诗写字。皇帝与臣民比绘画比书法比诗才,却不与臣民比学问比思想,这是为什么?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始,治统与道统就明确地划分了:皇帝是最高政治权威,孔夫子才是“至圣先师”。派生的则是,不少读书人想当“王者师”,王者却从未想给谁当导师,自然也就不会给臣民开书单了。皇上也不愿让人家知道他爱读什么书,他警惕臣工打听他的偏好,从他的吃喝玩乐到读书作画,以便防止有人揣测上意,投其所好,抓住他的弱点利用他。

    可是,自从孔夫子被打倒,想当精神和文化领袖的人就多了。领导同志当然可以向属下谈自己的读书体会,包括在会议上推荐自认为很好的书,但这只是很个人化的意见表达,只要没有写进会议文件,就不必太较真。可我们现在的官场风气是,官员的话都是“重要指示”,于是便有了层层传达、多重推荐,有了党报跑时政的记者不厌其详的报道和宣传。对此,我期期以为不可。

    领导个人的观点难免有偏差,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比如,早报这篇报道提到有两位书记曾推荐的《没有任何借口:企业、政府机关员工精神读本》,这本“编译”的杂烩,所谓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企业和机关的日常工作,凭什么要实行军事化管理?美其名曰提高“执行力”,我看宣扬的就是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如果说官员向下级荐书我们管不了,在大众传媒上荐书,我觉得他就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比商家的“每周畅销书排行榜”更权威;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自由讨论,可以批评反驳。

    以江苏官员荐书为例。对于其中一本,我就颇不以为然,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向南京人推荐《创业的国度》,要大家学习“以色列人不安于现状、敢于创新创业的精神”,这当然很好。可是,他特意推荐叶兆言所著《南京人》,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先就读不懂腰封上所谓“叶兆言对南京人性格的的描摹可谓入木三分:”南京人对自己不自信,也不自尊,更不自卑‘“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自尊“肯定不是好话,这”不自信……更不自卑“在说啥?这”南京话“好难懂!

    在不少人为浮躁势利的世风痛心疾首的当下中国,南京人“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多么难得,叶作家与杨书记怎么会“怒其不争”呢?若南京人都来想升官发财,这文化古都不是很可怕吗?如果南京朋友,可以在当地媒体像我这样与书记唱反调,那书记同志怎么荐都无所谓了。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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