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已蔓延到学术圈中。日前，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以注册地法规限制为由发出通知，要求其旗下期刊主编禁止采用来自华为的学者担任审稿人或编辑。据悉，IEEE在160多个国家拥有40余万名会员，在相关领域中，IEEE发表的技术文献占到了全球同类文献的约30%。近几年来，每年入选IEEE会士的华人约占三分之一。具体到华为，旗下科研人员加入了IEEE的177个子组织，在其中担任183个重要职位，并担任部分分支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消息公布，学术界一片哗然。许多中国学者和学术组织自发行动，抗议这一严重违背学术伦理和科学准则的行径，包括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公开声明辞去IEEE学术职务，中国计算机学会宣布暂时中止与IEEE通讯学会的交流和合作。不仅如此，公众对于此事的态度也很明朗，“原来知识都是有国界的，原来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组织是只属于一个国家的”“这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一次100%的政治行为”。

　　对于IEEE的所作所为，首先要明确其对人类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观点，至今仍应是某些学术界人士需要牢记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从西欧诞生至今，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劳动生产力。与此同时，科学家也逐渐演化为一类专门的社会角色，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建制，虽然从事不同领域的科学活动，但遵循着相同的价值观、秉持着科学良知，人类文明由此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不同于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如果因为价值判断和政治因素而排斥交流、学习和研究，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IEEE的通知，毫无疑问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的：“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日。”

　　同样，IEEE对华为打压，暴露了当前国际学术组织中一些固有的深层次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表示，一直以来IEEE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是一个信息技术领域从业者的学术共同体。按照公众的理解，这一组织应当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是一个高度自主性的价值中立团体。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在管理和运行中并非遵从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而是服从于所在国利益。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们能看到美国充分展示了它的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并逐渐开始在多层面发挥其政治权力。一方面，这种“全武行”展示了美国长期以来支配世界的实力依然强劲、心态依然傲慢；另一方面，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也暴露了其正在逐渐失去自信。二战以后美国勾画了以西方为中心但是包容世界的国际机制，一度极为迷惑世人，但当前发生的诸多事例则表明，这些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只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手段，某些国际组织存在西方的“优先股”，不再是世界性的了。套用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的观点，美国政府以价值观和政治权力来左右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事务，是从根本上对人类学术发展构成了威胁。

　　话分两头，我们还应该看到好的一面。除却抗议和抵制，中国学术界面对IEEE的压力，同时也生发出一种发展性和建设性的声音：当国际平台的开放与公平原则遭到破坏，我们便要将自己主导的学术平台和学术组织做强、做大，做好中国和中文的学术品牌。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别人交流。

　　应当看到，这样的声音和国内学术圈中出现的“英文化”现象有关。学术发展重在交流融通，传统上大量使用英文写作，重视国际发表是理所应当的。长期以来，英语很好地担负起学术通用语言的角色。很自然的，英文期刊和“国际发表”也成了科研评价中的重要参照。但在很多单位，这种参照在“数数量，看索引”的畸形评价体系影响下，演化出了“不看中文期刊，只认海外收录”的怪现象。更有许多学术组织，为了提升影响力，大办所谓的“国际会议”：主办是中国单位，地点在中国，参会者也皆为华人，却要英文投稿、英文演讲、英文交流。

　　如此一来，不仅工商业界和公众接触到前沿科技需要支付高昂的语言成本，长此以往中文也会逐渐丧失表达前沿科技信息的能力，在科技术语上蜕化、在逻辑表达上僵化，甚至在语言生活的圈层中失去极具价值的功能。如今，“IEEE危机”，实际上是“机”大于“危”。这让中国期刊，尤其是中文期刊得到重视；让世界知识，尤其是前沿知识，能被中文表达，多被中文表达。在因国际交流需求而不知不觉建起的语言藩篱上打开更大的门洞，让学术界乃至公众接触前沿信息的语言成本不断下降，事实上可让我们的学术和社会受益更多。

　　此事件正是推动我们学术评价体系进一步改革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不唯刊物、不唯索引、不唯国际发表”的改革，重视科研成果本身的影响力、传播力，增强服务国人的能力，提升中国表达的水平。知识没有国界，但是表达需要语言，我们不能完全丧失自我，更不要隔绝于世界，而这就需要中国的科技水平、中文的国际影响不断自我提升。以危为机，秉持共赢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旗帜，中国愿意为人类福祉的改善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饶高琦、赵明昊，分别系北京语言大学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