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本报刊发了“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浙江省宁波市“骚扰电话”整治公益诉讼一案。针对骚扰电话严重影响公众正常生活，甚至出现严重影响急救电话等特种服务电话正常运营的情况，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在调查民意、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并向市人大进行专题报告后，向通信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此后，宁波的骚扰电话明显减少，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相信有手机的人大都接到过推销保险、房产或是理财产品等方面的来电，有的人甚至一天能接到多起类似电话。骚扰电话泛滥，让公众不堪其扰，也严重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现在电话响了，如果不是自己熟悉的号码，可能很多人会犹豫要不要接通。宁波的实践证明：骚扰电话是可控的。治理骚扰电话的“宁波经验”何时能在全国推广，让更多人远离骚扰电话，是公众的期望，更是有关部门的职责。

　　针对骚扰电话问题，本报曾多次刊发深度报道，调查骚扰电话背后的利益纠葛，并邀请专家给出对策。有专家表示，从技术上说，治理骚扰电话并不存在难度。但是，如果拦截骚扰电话对通信运营商、营销公司和群呼平台来说，弊大于利，那么期望他们主动拦截骚扰电话，或许难度不小。在市场主体“自我净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必须给力。

　　“宁波经验”告诉我们，在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骚扰电话的法律法规情况下，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对骚扰电话发力，治理骚扰电话不仅有法可依而且还有相应的治理技术和手段。在宁波骚扰电话整治中，宁波市通信管理局制定了专项整改方案，三大运营商宁波分公司也根据各自的业务情况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有效遏制了骚扰电话的野蛮生长。标本在前，监管部门不应该继续被动，挺起腰板，剑指骚扰电话，是不容推卸的职责。

　　“宁波经验”也告诉我们，整治骚扰电话，当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审慎而又积极的探索。根据法律规定，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在对“等”内“等”外具体外延理解有分歧，而一些严重侵害公益、群众反映强烈、普通诉讼又缺乏适格主体，在这一情况下，该如何维护公共利益？宁波当地检察机关用行动交上答案——既然公益诉讼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而生，或许可以尝试将其他领域侵害公共利益同时符合公益诉讼其他条件的情况纳入“等”内。

　　宁波骚扰电话整治以公益诉讼的形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希望这一案例能在各地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得到监管部门积极回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整治骚扰电话的风潮。希望再次接通电话时，电话那端传来的，都是我们想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