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对群众常怀愧疚之心，可以激励我们不忘人民养育之恩；对事业常怀愧疚之心，可以鞭策我们不断进取。然而，身为共产党人，“常怀愧对之意”不是终点，重要的是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言行，以忘我工作成就无愧业绩。

　　“常怀愧对之意，便是入德之门”，这个说法源自清代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常怀愧对之意，在受了别人的好处后要知足，懂得受之有愧，而不能心安理得。有了这样的心态，便能得善气而远离戾气了。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历来被奉为为政之道。举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官清官，无不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唐代诗人白居易任地方官时，做了不少造福百姓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照镜子、正衣冠”。白居易35岁官至县尉时，曾写《观刈麦》一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他对自己不事稼穑而能有三百石的俸禄，很是惭愧。37岁时，白居易得了个左拾遗的职位，俸禄一下子翻了几番。他在诗中写道：“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此时的俸禄让白居易生活颇为安逸舒适，他越发感到有愧和不安了。唐代另一位诗人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碰到大旱饥荒，百姓纷纷外逃。此情此景令他深感不安，写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为自己身染疾病而无力救灾深感愧疚。

　　中国古代的清官良吏，把勤于反省、自我砥砺视为修身的要诀、做人的准则，认为常怀愧对之意，便少有得失之心、颓废之心，便能激发自身潜能，逐渐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抱负。而在共产党人的眼中，“常怀愧对之意”有更深的内涵，不仅关乎个人修养，更是党的宗旨的体现。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寒冷的冬夜，焦裕禄召集兰考县委委员开会。人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是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当时，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正是带着一种对自己近乎苛责的愧疚之心，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对群众常怀愧疚之心，可以激励我们不忘人民养育之恩；对事业常怀愧疚之心，可以鞭策我们不断进取。然而，身为共产党人，“常怀愧对之意”不是终点，重要的是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言行，以忘我工作成就无愧业绩。无论是焦裕禄、谷文昌，还是李保国、廖俊波，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的愧疚之心化为拼搏进取、不懈奋斗的动力，以“有愧”赢得了“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