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质上不是“有问题再治理”的模式，而是以防患于未然为追求。这一治理特色，怎样在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条件下实现，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课题。

　　“会议销售”瞄准老人。一些老人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会买下数千元上万元的所谓产品；包装成各种神药圣品的廉价货借此大量出售，暗行欺诈的“银发收割机”屡屡得逞。

　　上海市工商局最近查处了一个这样的“会议”，表示查处太难，不仅需要多部门配合，还需要全社会形成联防共治。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除了联防共治，还能有什么别的招？

　　查处“会销”欺诈，事情本身不算大，但提出的问题并不小。联防共治，怎样联得了，怎样共得了？在限制权力、张扬权利的条件下，这一治理的传统法宝面临新情况。

　　联防共治，联起来靠体制协同力，共得了靠社会动员力。任何一个社会，在紧急态势下都是要进行“总体动员”。但常态下，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要少管事情，权力清单要越来越短；责任政府意味着职责划分要明确，不在清单上的事情不参与。

　　其实，中国治理不同于很多国家的特色，在于我们本质上不是“有问题再治理”的模式，而是以防患于未然为追求。有问题时，有治理的办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不使问题累积和发展到严重程度就能解决。这一治理特色，怎样在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条件下实现，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课题。

　　以“会销盯上老人”为例，其欺诈行为形式隐蔽、地点封闭、上下游分工复杂，对监管、查处能力提出的要求是很高的。审批要减少，监管在事中事后，那么在没有人举报、投诉的情况下，怎样发现这类欺诈行为？如果这种欺诈行为不在“负面清单”上，发现以后怎样符合权力清单要求、程序合规地查处？在事情尚未严重到需要“专项整治”之时，怎样形成多个部门联合联动的有效机制？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分明，社会越丰富多彩，这样的事情越多。“法无规定”的事情，可行但有些并不是有益的；“合法合规”的事情，也不见得就等同于“好事情”。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易变的、权利自由的，而治理则要依靠规则，相形之下总是简单的、滞后的、权力受限的。这种客观状态被恶意利用，“钻空子”也是容易的。“会销盯上老人”之前，我们难以预写一个禁止条款，哪些是欺诈哪些不是欺诈也难以预判，只能具体对待。受欺诈的人与监管处理方面，总体而言是被动的。

　　我们都得学习适应新鲜东西。当鱼龙混杂奔涌而来时，老人尤其要面对这个越来越不能以“老经验”来面对的时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治理怎样发展出与限制权力、伸张权利相适应的现代体系与能力，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