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核心与要义，在于乡村社区关系的重建和生活意义的重塑，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关系，让乡村社区关系重新回到乡村发展图景和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景。

　　近日，中央发布了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文件提到，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提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事关“美丽乡村”“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党和国家系列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乡村基层和谐与稳定。

　　但是，我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导致乡村碎片化，原有基于乡缘关系的共同体、慢生活等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冲蚀，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留守者多为老人与儿童，优势人才外流，乡村“空心化”现象普遍，村民很难实质性参与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

　　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与乡村现代化，不应止于乡村经济增长、村容村貌改善等硬件方面，还应落脚到广大农村各类人群的全面发展与各种需求的满足上。

　　乡村治理的核心与要义，在于乡村社区关系的重建和生活意义的重塑，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关系，让乡村社区关系回到乡村发展图景和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景。

　　乡村“治理有效”的本质和关键，一定是以村民为主体，确立村民的主体性地位，重拾村民的乡村文化认同。

　　村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性地位确立的前提与基础，在于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感，在于各种社区（实践）能力的切实提升。乡村治理应从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根植乡村公共性两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一是善用“乡村”本身的优势资源，尤其是乡村的社会与文化传统；二是紧扣“治理”的基本理念，即共同参与的意愿和参与能力的提升。

　　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最大优势在于“乡土性”，在于千丝万缕的社会、文化尤其情感面向的粘联性，在于几千年传承下来共通的社会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

　　近些年，“乡土性”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基本上乡土的“根”还在，“熟人社会”的影子还在。我们需要强化村民作为“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意识和行为主体意识。

　　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乡村治理需要在乡村根植公共性，让村民具备思考、表达、议事、交流和讨论等素养与能力。培养这种素养与能力，一方面需要对村民开展长期的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需要给村民提供一定的公共平台和媒介。

　　笔者近些年致力于开展乡村实践探索，利用春节假期在家乡（鄂东某传统村落）组织开展村民论坛、敬老、大合影及长桌宴等活动。具体做法包括：

　　以微信群、村民论坛为载体，打造表达和参与平台。在微信群举办朗诵、唱歌、生日祝福、喜事分享、问题诊断等活动，激发村民表达意愿，提升村民参与能力。过年期间组织召开村里论坛，仿照城里“1+3+X”论坛形式（即1个主持人、3个主讲人和台下自由发言的听众），设置子女教育、打工体验、家庭关系、留守者心声和家乡建设等话题，让村民一起讨论问题。

　　以村庄规划为切入点，开展社区治理实践。贯彻公众参与和共同治理的基本原则，通过动员村内外部各种资源，聘请熟悉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国土和规划等领域的专业人员进村培训村民，让全村人绘制草图，收集家户个体需求和村集体共同需求，在共识基础上制定村庄发展目标、战略与策略。

　　重视传统文化是乡村治理不能绕过的环节。通过重拾孝道，拍摄全家福，举办长桌宴等加强村民情感纽带的方式，能够强化家庭意识和村集体认同。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有效的乡村治理应当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村民提升表达、议事、交流和讨论等能力，通过文化认同感的凝聚和实际行动力的锤炼，进而确立和巩固村民作为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的主体性地位。

　　（作者为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