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场多地政府干部、专家参与的研讨会近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会议关注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枫桥经验”。50多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时空转换，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需要怎样的“枫桥经验”？

　　乍一看，在互联网时代，强调就地解决矛盾的“枫桥经验”显得格格不入。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深远的变化是网络社会不再有边界，一个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行为未必发生在身边，而是来自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世界；第二个变化是人员的流动频繁，许多地方的流动人口远超原有居民人数；第三个变化是社会活动日益多样化，活动的链条日益复杂化。

　　这些变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过去，一些地方最常见的犯罪是“三抢一盗”，且罪犯大多是本地人。在社会流动频繁的当下，“流窜”作案和网络犯罪的触角开始蔓延到最偏僻的角落。这些犯罪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侦破难度增大，也让人们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更大的焦虑。

　　社会治理就是控制发生问题，及时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传统社会的诸多风险之所以可控，主要是因为核心信息的范围有限，信息流通的范围也有限。而在网络社会，制造问题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之间产生了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这成为社会治理最大的障碍。解决信息不畅导致的问题，只能靠疏通信息渠道，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枫桥经验”的用武之地。

　　50多年前的“枫桥经验”产生于乡镇而非更大的城市，并非偶然，因为只有在乡镇这样相对狭小和熟人社会的空间，才能更好地打破问题从发生到发现再到解决之间的信息区隔。矛盾不上交，能够就地解决的原因也在于，只有当地才能掌握有利于解决矛盾的最全面的信息。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枫桥经验”建立有效的信息疏通网络？首先，要从横向和纵向打通信息渠道。从横向来说，解决问题的机关之间要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通道，例如一些地方整合公安实战中心、指挥中心、情报中心，建立三者合一的超级“110”体系，提高了案件处置和侦破效率。从纵向来说，要发挥社会共治共享的精神，设立便利、高效的信息收集、分析通道，打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关卡之间的通道。在互联网时代，除了依靠群防群治力量收集信息，还要依靠专业的大数据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建构，更准确和全面地发现问题。

　　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准确、高效地解决问题，除了信息通畅，法治和专业性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维度。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新枫桥经验”还需要加上“合法边界”与“专业整合”这两个要素。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