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除了想看到违法的“厅官”重回高墙之内，更想知道当事官员为了运作“保外”而动用了多少关系，涉嫌多少宗犯罪？治理执行腐败，不但要查清，还要校正，更要惩罚。

　　前不久，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华在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上报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她披露，2013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的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罪犯”组织复查，逐人见面、重新体检，监督纠正了违法问题100件，徐国健、陈耀南、胡剑鹏、周秀德等4名厅级及以上干部被督促收监执行。

　　当然，这并不是江苏特有的现象。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至今，广东重新收监138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其中有12名厅局级干部；云南重新收监执行“三类罪犯”135人，其中原厅级职务干部6人；陕西对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或保外就医情形消失的5名原厅局级罪犯和8名县处级罪犯重新收监。四川、浙江、湖北、黑龙江等省均有罪犯被重新收监，其中包括多名原厅局级干部。

　　“保外就医”本是司法文明的象征，体现的是惩罚中的人文关怀。但这项制度却常被利用，作为“提钱出狱”“花钱消刑”的载体。近年来，媒体对假借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名目大搞执行腐败已有过多轮“炮轰”；一些个案更是得以在网络舆论场上广为传播，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议题。如上述已得到纠正的执行违法一样，我们看到，那些假借“保外就医”逃脱刑罚执行的服刑人员，身份往往非富即贵。尤其是一些高官，也在被重新收监之列，的确让人大跌眼镜。

　　需要看到，刑罚执行腐败也是司法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腐败较之其他领域的腐败为祸更甚。2013年以来，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2014年，中央政法委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这份只有17条规定的文件，从严列出了“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实体条件。这也是中央要推动刑事执行检察专项行动的规范性依据。

　　地方检察系统在专项行动中“战果”辉煌，除了检察机关忠实履职之外，督办、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意见》要求“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中央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借助中央的力量来强化对“厅官罪犯”们的执行监管，无疑有助于排除地方权力的干扰和地方复杂的裙带关系。

　　而在这一专项行动的宣传中，我们多次看到有“厅官”被督促收监执行——这至少说明，保外就医中的“厅官”，并不都是因为“病了”才要求到监外去执行。多省检察机关在公布执行监督的成绩时，也都使用了“纠正违法”这个字眼，这或许说明，收监之前的保外就医普遍存在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重新收监只是对违法行为的校正，而不是惩罚。事实上，民众除了想看到违法的“厅官”重回高墙之内，更想知道当事官员为了运作“保外”而动用了多少关系，涉嫌多少宗犯罪？治理执行腐败，不但要查清，还要校正，更要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