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双刃剑，一方面确有困难的公民继续通过信访表达意见，另一方面不乏有人利用信访谋取私利。

　　6月29日上午，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低保户王立军来到镇政府，要求政府有关负责人为其做贷款担保人，帮个人购买汽车。镇干部李坤对王立军进行说服劝阻时，突遭伤害，身中9刀。当地干部信访办负责人表示，王立军与普通的上访户不一样，既没有上访材料，也无上访单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上访为要挟，找政府要钱。（《新京报》7月6日）

　　上访户经常有让人同情的遭遇，但这位上访户完全让人同情不起来。作为低保户，王立军已获得各种政策规定的救济，却还是经常向政府提出各种不合理诉求。王立军在当地村民中的印象则是“小偷小摸”“好吃懒做”。贫困或许是激发同情心的一个因素，但是贫困绝不是为所欲为的理由。不客气地说，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刁民”这类群体的存在，王立军恐怕是其中之一。

　　明明没有冤情，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为什么王立军还是打着上访的旗号找政府要钱呢？这是因为他掐准了地方政府的“软肋”——信访压力。每当重大节日、全国重要会议的时候，王立军会通知镇里，准备去北京上访。镇政府不希望王立军真的到“上面”上访，所以尽量满足王立军的诉求——很多已经超出了政府救济的责任范围。

　　但是，政府终究不能满足王立军的所有要求，比如帮助其贷款买车。王立军根本没有偿还能力，政府和政府官员也不可能为其担保，否则就有滥用权力的嫌疑。血案就这样发生了。

　　王立军把“上访”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其胃口越来越大，当地政府的步步妥协是不能回避的原因。他“几乎每星期都到镇上来”，一次次要钱成功。以缺钱为理由上访，在旁人看来可能是无赖，对政府而言则是麻烦。当地政府解决这个麻烦的方法显然是消极的，仅凭他“生活实在困难”就违反原则发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笔正常救济费用以外的经费从哪里出，怎么入账，还涉及财政资金是否合理使用的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大多数上访者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少数偏执的上访者，通过这个体系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好处。”王立军就是信访体系的不合理的受益者。他们像寄生虫一样，看准地方政府对信访的某种紧张情绪，屡屡索取，甚至狮子大开口。可见，信访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双刃剑，一方面确有困难的公民继续通过信访表达意见，另一方面有人利用信访谋利。

　　2013年，中国信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这无疑是信访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是，“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并不是把矛盾掩盖在当地，也不能让地方政府为没有责任解决的矛盾埋单。信访制度无力承担无限的责任，更不必搭理一些无理信访者的胡闹。如果这种因信访而生的矛盾影响到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那么将其交给法律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面对复杂的信访环境，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信访是公民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的途径，这其中的要求和意见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不合理的部分还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失。信访者并不能代表天然的正义，信访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了避免类似血案再次发生，地方政府应当明确信访的权责边界，不再为不合理的信访诉求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