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就减贫发展阐明中国立场。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将在5年内使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要实现此计划，最根本的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在即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讨论并制订“十三五”规划的当口，再提精准扶贫显然意义不凡。“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期，2020年能否如愿达成既定目标，成败“在此一搏”。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没有一个地区、一名群众“掉队”。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此刻更显形势逼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逾7亿人摘掉贫困帽子，亦走出一条“中国式扶贫”道路。同7个亿相比，7000万看上去不是大数。但恰恰是这最后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是最最难啃的“硬骨头”。其难度既在于持续的努力减贫后，留下的扶贫地区和对象底子最薄、条件最差，需要扶贫资源的持续加大投入；也因为社会环境的逐年变迁、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使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面临越来越高的要求。

　　扶贫开发本身是一项繁重的工程；比之一般的公共财政开支，扶贫资金的数额、特别是其相对被扶贫地区的意义，也更显重大和特殊。对贫困地区而言，扶贫资金、项目、政策，甚至一顶“贫困县”的帽子，都可能意味着极其可观的资源。在这样的语境下，扶贫开发的各项措施是否对症下药，资金使用是否精准到位，扶贫对象是否界定合理，非但关乎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关乎基本的社会公平。

　　就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召开前夕，广西马山县连续多年“富人装贫”被曝光，引发舆论轩然大波。根据审计署发布的公告，马山县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343名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如此玩弄扶贫资金，“精准扶贫”显然被当成摆设。有舆论直斥这是“丧尽天良”，但在个人“丧尽天良”之余，扶贫制度亦凸显出各种漏洞。据媒体赴马山县调查了解，一些收入超标准的人员瞒报收入，一些地方并未严格按照收入标准来认定贫困户，而是采用子女上学、生病等其他标准来认定，同时存在审核不到位等问题。正是制度本身留下的弹性空间，加上执行过程中的徇私舞弊，扶贫资金被“富人”占据，以致形成“劫贫济富”。

　　这种“劫贫济富”，甚至“以贫为荣”，其实也不是马山的特例。早先多个地方频频曝出扶贫资金被用来建造政府机关楼堂馆所，一些扶贫款项被各级政府层层截留，更有某县把列入“国家级贫困县”视作“特大喜讯”广而告之。乱象背后追根溯源，除了部分官员极度扭曲的政绩观外，多少也与扶贫相关制度约束失之于软有关。

　　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就精准扶贫提出了六项具体内涵：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要实现这“六个精准”，需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这是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而要让“六个精准”不折不扣地予以实现，同样有赖于精准而严格的制度约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针对扶贫开发的监督和约束，应比一般性的制度更细、更严，甚至具有某种“优先权”。例如马山等地暴露的扶贫乱象，已经不是扶贫帮困的“技术性问题”，而直接构成腐败。解决此类问题，也就必须彻查背后的腐败根基。只有以治腐的方法根治根源，“精准扶贫”才可能不成摆设。

　　另一方面，落实“精准扶贫”理念，也需要更为严密的日常监督。既然扶贫资金和资源具有特殊性，对其日常使用的监管就应当较一般更严。任何一笔资金的发放、流向和效果，都应当接受严格的全过程审核，以从源头上杜绝滥用的可能。毕竟，一旦有限资源的滥用既成事实，再要追回“精准扶贫”的效果，难免为时已晚了。